1992年12月底，在岁末年初之际，经过严格的笔试、面试，我终于被山西经济报录用。山西经济报创刊于1985年，是顺应市场经济的大潮，由当时的省经委、计委、财政厅和省政府经济研究中心4家单位联合创办的一份综合经济类报纸，有着深厚的背景和实力，稳坐山西报刊第二把交椅，其办报规模和影响力远超山西青年报，去山西经济报工作无疑有着更加美好的前途和未来。彼时的山西经济报正大张旗鼓地改扩版，由每周3期改为6期，努力晋升为省政府机关报，其发展势头之迅猛令作为山西省委机关报的山西日报倍感压力。我从山西青年报来到山西经济报，犹如一条山间小溪汇入大河。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我终于找到了实现人生理想的舞台。
盘点1992年这一年，是我人生中最为坎坷、最为辛苦、同时也最有收获的一年。这一年，我一路风尘，长途跋涉，从太原卷烟厂到太原日报，再到山西青年报，最后来到山西经济报。
一年有四季。而我一年经历了4个单位，其操心与劳神、艰辛与困苦一言难尽。
回想大学毕业3年半来，同学们结婚的结婚、生子的生子、提拔的提拔，过着事业与爱情双丰收、幸福安稳的日子，而我却风尘仆仆、颠沛流离，依然挣扎在人生的起跑线上。
好在终于找准了位置、找到了起点，开始奋力一搏。
02
这一年，和我一起应聘到山西经济报的编辑、记者共13人，多数毕业于山西大学，我和另外两位学弟——山大中文系86级的彭毓文、87级的邢立新被安排到总编室工作，彭毓文来自山西政协报，邢立新来自十三冶（第十三冶金建设有限公司）。其他10名同志分别去了工交部、财贸部、农村部和副刊部。
与各个采编部门相比，总编室是报社最辛苦的部门，写稿机会少，大部分时间在单位编稿、划版、跟版，那时还没有电脑激光照排技术，全是手工劳动，我们在版样上划版时，得先统计好稿件字数，然后用铅笔划出大体轮廓。
为了让版面美观、漂亮，得反复多次修改；遇到有些记者写的稿件不过关或通讯员来稿较差，我们还要大刀阔斧地修改，做的全是“为他人做嫁衣裳”的工作。
而且除了上白班，还要值夜班，跟着机房的打字员排版；每有中央和省里的重要会议，等到凌晨三四点才能拿到新华社和山西日报的通稿。而且由于总编室人少，我们值了夜班，第二天照常上班，没有轮休一说。
看到与我们一起来到报社的同事经常外出采访，优哉游哉，每周都有署着“本报记者xxx”的大块头文章见诸报端。外出采访，既有出差补助，还颇受抬举，能结识不少社会关系。工交部的郝大为参加首届“三晋环保行”，便骑回一辆山地自行车，市场价800多元；农村部的阎红兵和郭强每从乡下采访回来，便提回大包小包的土特产。唯有我们分配到总编室的三个人，干着枯燥无味的工作，拿着数额很少的工资，心里极不平衡。
一天，我和小彭、小邢合计一番——我们已经吃苦受累干了一年多，也该挪挪窝，不行就一起去找找李勤总编吧！
我们在二楼办公，李总在三楼，出门时我锁门，走在最后，然而到了李勤门口，我却走在最前。敲开门，不等我们说话，李勤便说：“孙瑞生，昨天刚开完编委会，你已分配到财贸部。”小彭和小邢听了，顿时脸色大变，然而不等他们分辩，李勤便把我们三个送出门外，并安顿他们：“不要着急，一个个来。”
回到办公室，小邢朝我大发脾气：“你已去了财贸部，还瞒着我们，害得我们白找老李一次。”
我说：“如果我知道自己去了财贸部，何苦为你们出头去找老李？”
小邢听了，立刻反应过来，和我一个劲道歉，典型的洪洞人性格。
老李说话算数。之后，果然在一年之内，小彭也到了财贸部，小邢则去了副刊部。
1994年我刚被调整到财贸部当记者之时，正是改革开放高歌猛 进、市场经济风起云涌之际，这一年粮价放开，粮票彻底作废，退出历史舞台。
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之后，东方风来满眼春，快速发展的声音铺天盖地，全国上下形成你追我赶、干事创业的浓厚氛围，担当着为改革开放鸣锣开道、为先进人物和事迹鼓与呼的新闻媒体也赶上了事业发展的黄金期，即使是一名小报记者下去采访都颇受欢迎，主流媒体的记者就更为吃香。加之，1993年，改版后的山西经济日报成为名正言顺的省政府机关报，走到了事业发展的巅峰期，我在这样一个新闻事业的“高光时刻”成为山西经济日报财贸部的记者，深感机遇来之不易、使命无上光荣。
那时我跑粮食厅、对外经济贸易厅（现在的商务厅）、旅游局、烟草局等省直单位，对这些行业的业务比较熟悉，撰写了大量稿件。其中《告急！长治玉米难“出嫁”》《副食商场不姓“副”》《游客寥寥 旅店寂寂》等报道先后获得山西新闻奖二等奖。其中前两篇是针对社会热点回应读者关切的，后一篇是针对五台山旅游乱象进行批评报道的。
和山西经济日报两名同事合影。左为马文革，时为财贸部主任，后从政；右为邢立新，总编室同事，现在北京一媒体工作。
03
上世纪90年代初，五台山旅游业十分火爆。每年7月，五台山国际旅游月期间，山上人山人海、一床难求，在饭店里租一条板凳过夜都得50元。但景区环境恶劣、管理不善、宰客现象十分严重，遭到省内外游客的大量投诉，一度时间山上游客稀少、十分冷清。
为此，1995年跑旅游口一年多的我约了同事彭毓文一同上山暗访。在山上待了3天，我们深切感受到，声名遐迩的佛教圣地原来是如此的肮脏不堪、乱象丛生：歌厅与寺庙一墙之隔，和尚诵经的声音与小姐唱歌的声音相互交织，这边念《大悲咒》，那边唱《杜十娘》；黛螺顶下，清水河畔，骡马成群，牛粪成堆，污水横流，臭气熏天，当地百姓强逼游客骑马上山的现象屡见不鲜；通往山顶的1080级台阶，要钱的乞丐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让游客很是头疼；旅游旺季，饭店宰客现象十分严重，一盘炒台蘑上百元，一盘尖椒肉丝60多元，一盘土豆丝36元……
而且宰客的事情竟然发展到我们头上。一天晚上，陪同我们上山采访的五台县委通讯组一位大哥带我们去歌厅消遣，声称是县委组织部的一位同事开的歌厅，不用花钱，我们也只是看个热闹，没有任何消费。
不到一个小时，歌厅突然停电，我们正准备离去，一位小姐上前挽留我们：“几位大哥，停电了，我们也没啥事，能否一起打打扑克？”
我和小彭商量了一下——既然姑娘提出来了，怎好意思拒绝？况且我们回去也没啥事，就玩玩吧！
我和小彭与两位小姐就着腊烛打了两个小时扑克，将近10点，感觉有点疲倦，我们准备告辞。一位小姐说：“结了账再走吧！我们两个人，每人每小时50元，两人两小时200元。”
听了这话，我和小彭被惊得目瞪口呆：“不是你们提出，让我们陪你们打牌吗？怎么还要钱？事先也不讲清楚。”
但无论怎么说，小姐就是不让走。最后逼得通讯组的大哥给组织部的同事打了电话，才让我们放行。我们在回去的路上如梗在喉——假如换成普通游客，没有关系，不是白白被宰200元吗？
此外，五台山上的交通运输也十分混乱，正规车难觅踪影，个体车四处揽客。我们采访结束，翌日早晨8点钟搭了一辆个体户的大巴车返程，在台怀镇兜兜转转、走走停停，下午2点才到五台县城。在县城等了两个小时，到了4点钟，司机见揽不到客人，便把我们打发到另一辆长途车上，晚上8点我们才回到太原。
想不到回来竟然走了12个小时，饥渴难耐，浑身酸痛，身体像散了架一般。
从山下下来，在五台县城，我还听到司机与一名同伴耳语，汽车在崎岖的山路急拐弯处，突然刹车失灵。我听了感到一阵后怕，这样的车也敢营运？
这哪里是旅游？分明是花钱买罪受，差点搭上命。我们用自己的亲身体验，证实了五台山旅游市场的混乱。
面对如此乱象，我们深感，如果不严加整治，长此以往，五台山乃至整个山西的旅游形象将严重受损。
于是由我执笔，写了两篇报道《游客寥寥 旅店寂寂》《上山不易 下山更难》。我们原本计划写5篇系列报道，但仅仅发出两篇，忻州地委行署的领导便坐不住了，他们找到李勤总编那里说情，又通过省委宣传部施压，后续几篇报道最终流产。
然而我们的两篇报道极大推动了五台县旅游市场整顿的决心。两年之后的1997年，由省委四大班子领导参加的山西省旅游发展大会在五台山隆重召开，时任山西省委书记胡富国在会上豪迈地表示，山西下一步要一手挖煤、一手挖文化，要做好旅游这篇大文章。
山西终于迎来旅游发展的春天。
彭毓文在报社总编室和财贸部先后两次与我成为同事，2001年调到深圳龙岗日报工作，后进入证券行业。
04
在财贸部工作的5年，像对五台山这样的批评报道只是极少数，我更多的文章是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写作水平在不断提高，作品也赢得了报社同事和社会各界的一致认可。
一个记者的水平高低不光体现在文字功底怎样，同时也体现在职业道德如何，有没有正义感和良知，是否说违心话、做违心事，是否以权谋私，是否见利忘义，是否搞有偿新闻或有偿不闻……
我不敢说自己的作品是报社最好的、一流的，但我能说自己的人品人格、为人处世是经得起考验并得到大家广泛认可的。5年来，我不仅与报社的同事们和睦相处，与所跑厅局的领导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我每次去办公室拜访他们，大家都极有礼貌，起身相迎。
时任山西省粮食厅厅长高志信，每逢系统内召开大会，都安排秘书邀请我去参加，甚至外出调研也把我带上。一年夏天，高厅长去芮城风陵渡开小麦收割“第一镰”，我正好外出采访不在太原，他特意把秘书留下，第二天陪我坐火车赶到运城。
外经贸厅厅长张有升对我很是欣赏，不论去大同调研还是去吕梁扶贫都不能少了我，厅内提拔干部，有人竟然找到我门上，让我在厅长面前给他美言。
省旅游局的领导对我信任有加，尤其副局长施联秀觉得我办事可靠、值得信赖，有时一些小型的对外旅游推介活动，他撇开宣教处，让我统筹省内主流媒体记者。
还有省残联，本来不属于财贸部跑的部门，但通过几次交道，上到理事长，下到各个部门的处长和干事，尽数成为我的朋友。他们只要有什么活动第一个便想到我，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去右玉采访，就是参加省残联的“光明扶贫”行动。
1998年我离开财贸部，担任山西经济日报驻朔州记者站站长，省残联理事长苏高文亲自为我饯行，并表示要送我到朔州上任。
然而更多的朋友来自社会各界和底层群众，记者最大的优势就是交际范围广、朋友遍天下。我从事新闻工作30多年，在社会各界、全省各地处了不少的朋友，大家对我的深情厚谊让我倍感骄傲、分外珍惜，直到现在，依然是我人生最美好的回忆。（文章待续）
我的作品《告急！长治玉米难“出嫁”》获得1997年山西新闻奖二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