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秘密案例评析

前员工集体"跳槽"带走客户名单与价格体系，经营信息也能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吗？

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 · 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一审 / 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2013）

阅读提示

在商业秘密刑事案件中，技术秘密类案件占据主流，经营信息类案件相对少见，原因在于经营信息的秘密性、价值性认定难度更大，且侵权行为往往与正常的市场竞争行为交织，罪与非罪的边界更难厘清。然而，当数名掌握核心客户资源与价格体系的高管集体离职、另立同业公司，系统性地利用原单位经营信息低价争夺客户并造成数千万元损失时，该行为已超出民事侵权范畴，触及刑事追诉红线。

本案系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系全国最大一宗侵犯经营信息类商业秘密刑事犯罪案件，罚金总额高达3700万元，创当时商业秘密犯罪案件罚金数额全国之最。案件集中展现了经营信息类商业秘密的认定标准、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的并罚规则、损失计算方法的选择以及民事赔偿对刑事量刑的影响等核心问题，对同类案件的办理具有重要的参照价值。

本文围绕以下问题展开：其一，客户名单、价格体系、产品成本等经营信息在何种条件下构成商业秘密？其二，前员工集体离职另立公司使用原单位经营信息，单位与自然人如何承担刑事责任？其三，侵犯经营秘密罪的损失应如何计算？其四，民事赔偿能否影响刑事量刑？

裁判要旨

一、客户名单、销售价格体系（含成本价、警戒价、销售价）、产品销售量及客户采购情况等经营信息，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构成商业秘密。经营信息与技术信息同属商业秘密的保护客体，侵犯经营信息情节严重的，同样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

二、负有保密义务的员工在未办理离职手续的情况下集体"跳槽"另立同业公司，将原单位经营信息私自带入新公司使用，以此制定价格体系并向原单位客户低价销售同类产品的，系违反保密义务披露、使用所掌握商业秘密的行为，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新设单位明知上述信息来源仍加以利用的，构成单位犯罪，与直接责任人员一并追究刑事责任。

三、侵犯经营秘密罪的损失数额，可按照侵权产品销售量乘以权利人相同型号产品的平均销售毛利润率予以计算。该方法以权利人的利润损失为基准，客观反映了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四、被告人在刑事二审期间与被害单位达成民事和解、积极赔偿经济损失的，被害单位出具《求情书》请求从轻处罚的，法院可据此对部分被告人酌情从轻处罚，包括适用缓刑。民事赔偿不影响犯罪构成认定，但可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量。

基本案情

A公司系打印耗材生产企业。余某、罗某、李某、肖某原系A公司员工，分别担任常务副总经理、销售总监、产品部经理、销售经理，在日常工作中能够接触并掌握A公司品牌区、南美区、亚太区的客户资料以及2010年销售量、销售金额、产品成本价、警戒价、销售价等经营性信息，并负有保守A公司商业秘密的义务（保密履约期限至2014年12月31日）。

2010年下半年，余某因与A公司发生分歧，于2011年初与江西商人黄某成立B公司，生产与A公司相同的打印机用硒鼓等耗材产品，并先后设立C公司及香港D公司、美国D公司、欧洲D公司承担销售职能。2011年3月，余某、罗某、李某、肖某在未与A公司办理辞职手续的情况下集体离职，将各自掌握的A公司客户采购情况、销售价格体系、产品成本等信息私自带走。余某还指使李某将客户信息通过电子邮件整理发送给自己和罗某，由二人对A公司客户进行分析，并据此制定B公司、C公司部分产品的美国、欧洲价格体系，价格明显低于A公司，以低价、宽松付款等条件争夺A公司客户。

2011年5月至2012年4月期间，B公司、C公司共向A公司原11个国外客户销售相同型号产品，金额合计765万余美元。按照A公司相同型号产品平均销售毛利润率计算，给A公司造成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2270万余元。2011年10月A公司报案，同年12月四人在赣、闽、粤等地被抓获。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2月作出一审刑事判决，各被告人均提出上诉。二审期间，A公司与各被告达成民事和解协议，被告方共赔偿3000万元，A公司出具《求情书》请求对李某、肖某从轻处罚。

2013年7月9日，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B公司、C公司及余某、罗某、李某、肖某的行为均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判处B公司罚金2140万元、C公司罚金1420万元；余某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100万元，罗某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20万元，李某、肖某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10万元。罚金总额3700万元，创当时商业秘密犯罪案件罚金数额全国之最。本案先后入选最高人民法院"2013年全国法院八大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2013年中国法院十大创新性知识产权案件"。

本案商业秘密部分的争议聚焦四点：其一，客户名单、价格体系等经营信息是否构成商业秘密；其二，前员工集体离职使用原单位经营信息，单位与自然人如何担责；其三，损失数额应如何计算；其四，民事赔偿能否影响刑事量刑。

案件评析

（一）经营信息的商业秘密属性：客户名单与价格体系的认定

本案适用1997年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依当时有效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商业秘密须具备"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四要件。A公司主张的权利客体并非单一的客户名录，而是涵盖客户资料（品牌区、南美区、亚太区）、2010年销售量与销售金额、产品成本价、警戒价、销售价等在内的一整套深度经营信息组合。

该等信息组合的秘密性体现于：特定区域客户的采购偏好、A公司的定价策略（成本价与警戒价的设定规则）以及客户与A公司之间的交易规模，均非从公开渠道可直接获取，而是A公司长期经营积累的成果。价值性体现于：上述信息直接支撑A公司的国际销售策略与利润空间，余某等人正是凭借这些信息制定了低于A公司却能保证B公司利润的价格体系。保密性体现于：四人在职期间均负有保密义务，保密期限至2014年12月31日。四要件齐备，故认定为商业秘密。

本案的特殊意义在于明确了一个常被忽视的要点：商业秘密不限于技术秘密，经营信息同样受刑法保护。客户名单、价格体系、成本数据等经营信息，一旦具备秘密性、价值性并经保密措施保护，其被侵犯情节严重的，与侵犯技术秘密一样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这一认定对出口贸易、连锁零售等以客户资源和价格策略为核心竞争力的行业尤为重要。

现行法律框架下，2025年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条第四款将构成要件精简为"不为公众所知悉""具有商业价值""采取相应保密措施"三项，删除了"实用性"要件、以"商业价值"统摄"经济利益"，并将客体扩展为"技术信息、经营信息等商业信息"。法释〔2020〕7号第一条进一步明确：客户信息（包括客户名称、地址、联系方式以及交易习惯、意向、内容等）可构成经营信息。本案认定思路与现行规则一脉相承。

（二）"非正常离职"与违反保密义务的认定

本案的一个突出事实是"非正常离职"，四人于2011年3月7日至17日期间，在未与A公司办理辞职手续的情况下集体离开，并将经营信息资料私自带走。这一情节在认定侵犯商业秘密罪中具有双重意义：

其一，客观上证实了信息获取的非正当性。四人虽在职期间合法接触上述信息，但离职时未办理交接、未返还涉密资料，反而将信息私自带入新公司，已超越"因工作需要而知悉"的合理边界，转化为非法占有和使用。余某还指使李某通过电子邮件将客户信息整理发送，进一步坐实了"违反保密义务或者违反权利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商业秘密"的行为特征。

其二，主观上印证了犯罪故意。四人在保密期限内集体离职、先后进入同业竞争公司，且离职前余某即已着手设立B公司、C公司并招募旧部，表明其利用原单位经营信息另立门户的意图具有明显的预谋性和组织性。罗某、李某、肖某在余某的指使下配合行动，分别承担客户分析、信息整理、价格制定等分工，共同完成了对A公司经营秘密的系统性迁移和利用。

（三）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的并罚

本案同时追究了B公司、C公司的单位犯罪责任和余某等四人的自然人犯罪责任。B公司、C公司为谋取非法利益，经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余某决定，并由余某、罗某、李某、肖某等人具体实施，利用非法获取的A公司经营秘密向A公司客户销售同类产品，这一行为模式符合单位犯罪的构成要件：行为系为单位利益实施、由单位决策层决定、以单位名义进行、违法所得归单位所有。

法院对两公司分别判处罚金2140万元、1420万元，对余某等四人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体现了"双罚制"的适用，既处罚单位，又处罚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值得注意的是，余某作为犯意发起者和组织决策者，被判处最重刑罚（有期徒刑六年，罚金100万元）；罗某作为主要执行者（有期徒刑三年，罚金20万元）；李某、肖某作为配合参与者，因赔偿及被害单位求情而获缓刑。刑罚梯度的设置与各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相对应，体现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现行法释〔2025〕5号第二十六条明确规定了单位实施侵犯商业秘密犯罪的双罚规则：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自然人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处罚。本案的处理思路与该规则一致。

（四）损失计算：按权利人相同型号产品平均销售毛利润率计算

本案损失计算采用的核心方法是：以B公司、C公司向A公司原客户销售的相同型号产品数量，乘以A公司相同型号产品的平均销售毛利润率，据此计算A公司因被侵权而遭受的利润损失。经审计，两公司向11个客户销售金额合计765万余美元，按上述方法计算，A公司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2270万余元。

这一计算方法的逻辑基础在于：B公司、C公司每向A公司原客户销售一台同类产品，即意味着A公司相应丧失一笔本可获得的销售利润。以权利人自身产品的利润率而非侵权人的利润率作为计算基准，更准确反映了权利人的实际损失，也避免了侵权人因"薄利多销"而减轻责任的不合理结果。

法释〔2025〕5号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违反保密义务披露、使用商业秘密的，损失数额可根据权利人因被侵权造成利润的损失确定；该利润损失可根据权利人因被侵权造成产品销售量减少的总数乘以权利人每件产品的合理利润确定，产品销售量减少的总数无法确定的，可根据侵权产品销售量乘以权利人每件产品的合理利润确定。本案以侵权产品销售量×权利人产品利润率计算损失，正是该规则在司法实践中的早期适用范例。

此外，法释〔2025〕5号第十七条将"情节严重"的入罪标准确定为损失数额或违法所得30万元以上，"情节特别严重"为上述标准十倍以上（300万元以上）或直接导致权利人破产倒闭。本案损失2270万余元，远超"情节特别严重"标准，后果特别严重，量刑幅度相应提升。该案审理时适用的1997年刑法以"造成重大损失"（50万元以上）为入罪标准、"造成特别严重后果"为加重标准，法定刑上限为七年；现行刑法（2020年修正案十一）已改为"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的双层标准，法定刑上限提升至十年，并新增第二百一十九条之一"为境外窃取商业秘密罪"。

（五）民事赔偿与刑事量刑的关系

本案的一个值得关注之处是民事赔偿对刑事量刑的影响。二审期间，A公司与各被告于2013年5月7日达成民事和解协议，被告方共赔偿A公司经济损失3000万元。A公司随后出具《求情书》，以被告积极赔偿、李某和肖某确有悔改表现为由，请求法院从轻处罚。二审法院最终对李某、肖某适用缓刑，与赔偿及求情情节具有直接关联。

这一处理体现的规则是：民事赔偿不影响侵犯商业秘密罪的成立，但可作为酌定从轻处罚的量刑情节。其法理依据在于：退赔赔偿能够一定程度弥补权利人的经济损失，降低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被害单位的谅解反映了犯罪后果的部分修复，符合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但需注意，赔偿并非"以钱赎罪"，法院仍认定各被告行为构成犯罪，余某、罗某因地位作用突出且未获被害单位专门求情，仍被判处实刑。

现行法释〔2025〕5号第二十四条明确规定：实施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取得权利人谅解的"，可以依法从轻处罚；犯罪情节轻微的，可以依法不起诉或免予刑事处罚。本案的处理思路与该规则一脉相承，为权利人在刑事追诉中通过民事和解实现损失弥补提供了制度路径。

实务经验总结

一、经营信息与技术信息应同等重视、分类保护。企业往往将保密资源集中于技术秘密，忽视客户名单、价格体系、成本数据等经营信息的保护。本案表明，经营信息被侵犯同样可能引发刑事追诉，且损失数额往往更为巨大。企业应将经营信息纳入商业秘密管理体系，对客户分级管理、对价格体系设定访问权限、对成本数据加密存储，并留存接触记录，确保在诉讼中能够精准界定密点、举证保密措施。

二、保密义务须书面化、期限化、可追溯。本案四人被判刑的重要前提是A公司与其签订了明确的保密协议，约定了保密期限（至2014年12月31日）。企业应在劳动合同或保密协议中明确约定保密信息的范围、保密期限、离职返还义务及违约责任，并要求员工签字确认。对于接触核心经营信息的高管和销售人员，应实施离职交接审计，回收涉密载体、关闭系统权限、签署离职保密承诺书，并保留交接清单。本案四人"非正常离职"即未办理交接手续，该事实成为认定其违反保密义务的关键证据。

三、防范集体"跳槽"引发的系统性商业秘密泄露。本案最突出的风险特征是集体"跳槽"：常务副总经理、销售总监、产品部经理、销售经理四名核心人员同时离职，各自带走了所分管领域的经营信息，拼合后形成了完整的客户—价格—成本信息链条。企业应建立关键岗位轮岗与信息隔离机制，避免单一人员掌握完整的客户网络与定价策略；对高管的同业投资行为进行申报审查，发现异常及时采取行为保全措施；在集体离职征兆出现时，第一时间固定电子证据（邮件、系统访问日志、文件拷贝记录），为后续刑事报案提供证据基础。

四、损失计算应提前布局举证。本案损失以"侵权产品销售量×权利人产品利润率"计算，该方法的适用前提是权利人能够提供相同型号产品的利润率数据，且侵权人的销售数量可通过审计查明。企业日常应规范财务核算、留存出口报关单据与销售台账，确保在侵权发生时能够迅速举证权利人产品利润率及侵权销售规模。现行法释〔2025〕5号第十八条提供了多种损失计算方式，权利人应根据案件情况选择最有利的计算路径，当侵权人销售数量可查而权利人销量减少难以精确计算时，优先采用"侵权产品销售量×权利人利润"的方法。

五、善用民事和解机制实现损失弥补与量刑影响的双赢。本案A公司在刑事二审期间与被告达成3000万元民事赔偿协议，既实质性弥补了经济损失，又通过《求情书》为部分被告人争取了缓刑。对于权利人而言，刑事追诉与民事索赔并非非此即彼，可在刑事程序中同步推进民事和解，将赔偿作为换取量刑从轻的筹码，实现损失弥补的最大化。但需注意，赔偿协议应在律师指导下签署，明确赔偿不等于放弃追究刑事责任，并保留对未赔偿部分的追偿权利。

六、刑事报案时机的选择与证据固定。本案A公司于2011年10月报案，同年12月四人即被抓获，刑事程序的及时启动有效阻止了侵权损失的持续扩大。企业在发现商业秘密被侵犯后，应第一时间进行证据保全，公证固定侵权产品销售信息、委托鉴定机构出具商业秘密鉴定意见、审计侵权获利数据，并在专业律师协助下向公安机关报案。法释〔2025〕5号第二十一条还规定，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可申请对商业秘密证据采取保密措施，权利人应善用该制度防止"二次泄密"。

本案系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载于2013年10月公布。

本文分析以案件审理时有效的1997年刑法及当时反不正当竞争法为准，并标注现行刑法（2023修正）、2025年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及法释〔2025〕5号的演进，供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