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继续带大家拆解最高人民法院于2026年2月28日发布的第49批指导性案例之一——指导性案例273号（侵害技术秘密纠纷）。该案之所以能入选指导性案例，其中蕴含诸多值得关注与借鉴之处。前面几篇已经分别从侵权推定、停止侵权的细化和500万元合理维权费用等角度进行了分析，本篇想从一个很多人容易忽略、但在实务里往往特别管用的层面：有时候真正把一起技术秘密案打赢的，不只是靠一份或两份核心证据，而是一批看起来不那么“核心”、但一旦串起来就特别有力量的外围证据——关联公司结构、供应商材料、招股说明书、专利申请文件、内部邮件和系统留痕。本篇我们就来分析探讨下为什么招股书、供应商和关联公司等成了这起案件的关键证据？
技术秘密纠纷案件最难的地方，不是“有没有法条”，而是“有没有证据把侵权讲完整”，尤其是当侵权发生在一个复杂产业链里时，技术秘密往往不会只停在某一份文件、某一张图纸或者某一位离职员工手里，它更可能沿着公司结构、供应链合作、专利申请、资本市场披露和内部系统逐步扩散，本案就是这样。
吉某集团、吉某研究院诉威某汽车制造温州有限公司等侵害技术秘密纠纷案，很多人先看到的是近40名核心人员离职、12件专利、EX系列车型和6.37亿元赔偿。但真正把案子从“怀疑对方用了我的技术”推到“法院可以认定整套侵权链条”的，并不只是这些中心事实，还包括三类特别关键的外围证据：关联公司关系，解决了“谁共同侵权”的问题；供应商材料，击穿了“合法技术来源”的抗辩；招股说明书，则把车型关系、平台开发、销售规模和侵权获利基础公开摆到了法院面前。这些证据单独看都未必直接定输赢，合在一起，却让整条技术秘密侵权链第一次有了比较完整的轮廓。
跟上篇文章一样，我们按时间线回溯，再简单回顾下案情：（具体详细案情请查阅原判决书）
2014年12月，吉某集团为履行其与成都某委员会等签订的项目建设协议，在成都高某公司推进新能源汽车研发、试制和制造工艺技术改造项目。此后，围绕这个项目，吉某集团依托成都高某公司组建了专门的项目小组，开始进行借用吉某NL系列的SUV传统燃油车底盘系统直接搭载动力电池进行SUV电动汽车研发和试制，即在原有NL-1/NL-4系列车型上改制车身（包括底盘部分）以便提供环电装配，实现纯电方案。
经研发、样车试制，成都高某公司形成借用NL-1/NL-4的NL系列机械底盘平台制造电动汽车的技术。
2015年5月至2015年9月间，成都高某公司内部已经形成《GX7-EV工程样车布置概况（秘密级）》《GX7EV项目专用件开发管制表》《GX7EV产品定义描述》《GX7EV一级研发明细表》《NL-4EV车型设计任务书（初始版）（秘密级）》等多份技术文件，明确记载了围绕底盘系统中悬架系统、转向系统、制动系统、加速踏板等部件的借用、改造和试制安排。
2016年5月，成都高某公司的侯某靖在提交给成都某委员会等的文件中还写明，该项目已经完成投资5.67亿元，后续仍计划继续投入研发新车型。
2016年7月前后，成都高某公司近40名高级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陆续离职，并进入威某方及其关联公司工作。这里面包括侯某靖（2012年4月5日2016年6月30日任职及吉某集团及成都高某公司，担任吉某集团副总裁兼成都高某公司总经理、成都基地电动汽车研发项目组组长）、周某平、罗某周、黄某辉、向某明、张某魁、冷某虎、宋某等人。（判决特别指出，这批人中很多都不是普通员工，而是总经理、项目研发组组长、技术副总、技术部部长以及直接从事底盘零部件研发的人。他们在离职前，已经实际参与了新能源汽车底盘研发或者接触了涉案图纸及数模。邮件、公证和系统记录还显示，这批人员中有人曾集中整理底盘相关技术资料，有人被提醒“电动车核心部件资料只发给了你们”，也有人在离职前大量下载技术文件。）
2016年5月9日，威某温州公司成立。（威某集团、威某智慧出行公司、威某温州公司、威某销售上海公司分别设立于2012年5月22日、2016年5月9日、2016年5月19日、2018年3月16日。其中，威某温州公司、威某销售上海公司是威某集团100%控股的全资子公司。）
2017年3月至6月，威某集团、威某智慧出行公司开始以成都高某公司离职人员张某魁、冷某虎、宋某等人为发明人或者共同发明人，集中申请12件与汽车底盘零部件有关的实用新型专利。（相关专利被指专利使用了吉某方请求保护的吉某NL-1/NL-4车型（NL-1与NL-4均系吉某方内部车型编号，分别对应吉某GX7车型以及远某X6车型）的12套汽车底盘零部件图纸及数模（以下简称涉案12套图纸及数模）承载的技术信息。）
2018年9月，威某EX5开始量产并销售。之后，EX6、E5等EX系列车型陆续推出。（该电动汽车被指部分底盘零部件与吉某方研发设计的底盘零部件完全一致。）
（吉某方在起诉中还主张）2018年3月，吉某集团的信息安全部门在例行安全检查过程中发现，下属企业成都高某公司有多名离职员工交还的工作电脑硬盘被钝器损毁，后经过技术恢复发现，该部分电脑中有这些离职员工两年前就为威某方工作的文件。吉某集团副总裁兼成都高某公司总经理侯某靖离职去威某方工作时，以工作电脑丢失为由，退还公司一台全新的电脑，而未按规定交还吉某集团为其配备的存有大量技术数据的工作电脑。
2018年12月3日，吉某集团、吉某研究院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
1.判令威某集团、威某智慧出行公司、威某温州公司、威某销售上海公司立即停止侵害吉某集团、吉某研究院技术秘密的行为；
2.判令威某集团、威某智慧出行公司、威某温州公司、威某销售上海公司共同赔偿吉某集团、吉某研究院经济损失21亿元；
3.判令由威某集团、威某智慧出行公司、威某温州公司、威某销售上海公司负担本案诉讼费用。
案件一审审理期间，吉某方还提交了一份威某招股说明书（2022年6月）作为证据使用，该文件进一步披露，“EX5、EX6、E5构成一条单一产品线，且均基于Ajax底盘平台开发”，并且该招股说明书记载了各型号车型于2018年至2021年期间的销量数据、建议零售价、销售收入、销售成本、毛损率等信息。但威某方抗辩招股说明书的相关记载仅系宣传，并不代表威某EX5、EX6、E5型号电动车均使用了相同的地盘技术。
一、被告威某汽车制造温州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立即停止对原告浙江吉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原告浙江吉某汽车研究院有限公司商业秘密的侵害，即停止使用原告浙江吉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原告浙江吉某汽车研究院有限公司前稳定杆总成、后桥总成安装支架、前悬架左下摆臂、前稳定杆左衬套、后桥总成等五个零部件图纸直至前述图纸已为公众所知悉为止；
二、被告威某汽车制造温州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原告浙江吉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原告浙江吉某汽车研究院有限公司经济损失500万元、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200万元；
三、驳回原告浙江吉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原告浙江吉某汽车研究院有限公司其余诉讼请求。
一、撤销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18）沪民初102号民事判决；
二、威某汽车制造温州有限公司、威某汽车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威某智慧出行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威某新能源汽车销售（上海）有限公司应自本判决送达之日起，立即停止披露、使用、允许他人使用浙江吉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吉某汽车研究院有限公司的涉案新能源汽车底盘应用技术以及其中的十二套汽车底盘零部件图纸及数模技术秘密。停止侵害的具体方式、内容、范围包括但不限于：
1.自本判决送达之日起，除非获得涉案技术秘密权利人的同意，停止以任何方式披露、使用、允许他人使用涉案技术秘密，包括停止使用该涉案技术秘密自行制造或者委托他人制造汽车底盘及底盘零部件产品、停止销售使用涉案技术秘密制造的汽车底盘及底盘零部件产品；停止侵害的时间持续至涉案技术秘密信息已为公众知悉之日止；
2.自本判决送达之日起，除非获得涉案技术秘密权利人的同意，不得自己实施、许可他人实施、转让、质押或者以其他方式处分涉案十二件实用新型专利（即专利号为201720769524.6、201720243644.2、201720625018.X、201720766423.3、201720331650.3、201720625338.5、201720625821.3、201720766438.X、201720269048.1、201720307818.7、201720578211.2、201720625094.0的实用新型专利），包括在相关专利权利登记依法变更之前，不得以不按期足额缴纳专利年费和不积极应对专利无效宣告请求等方式恶意放弃专利权；
3.自本判决送达后三十日内，在人民法院监督或者涉案技术秘密权利人见证下，将威某方四公司及关联公司和所有在职或者离职员工以及威某EX系列型号电动汽车底盘及底盘零部件供应商所持有或控制的所有载有涉案技术秘密的图纸、数模及其他技术资料予以销毁或者移交涉案技术秘密权利人；
4.自本判决送达后十五日内，以在《人民法院报》上发布公告的方式和同时以公司内部通知的方式，将本判决及其中有关停止侵害的要求，通知威某方四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所有员工和子公司、分公司、其他有投资关系的关联公司及威某EX系列型号电动汽车底盘及底盘零部件供应商，并告知前述受通知对象应当积极配合履行本判决（公告内容见本判决附件1，内部通知应在包含公告内容的基础上依本判决理由部分的相关指引提出更具体的针对性要求）；
5.自本判决送达后三十日内，将判决书及其中有关停止侵害的要求，以书面方式（含电子数据方式）逐一专门通知所有从涉案技术秘密权利人及其关联公司（特别是成都高某汽车工业有限公司）离职至威某方四公司及关联公司工作的员工和威某方四公司及关联公司其他所有负责或者参与研发威某EX系列型号电动汽车底盘及底盘零部件的人员（含有关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威某EX系列型号电动汽车底盘及底盘零部件供应商，并要求上述人员和单位签署保守商业秘密及不侵权承诺书（对上述有关人员和单位的通知内容见本判决附件2，承诺书内容见本判决附件3）；
6.自本判决送达后四十五日内，将上述4和5所要求的报纸刊发公告、公司内部通知、对有关人员和单位的书面通知及其签署的承诺书，提交至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并制作副本提供给浙江吉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吉某汽车研究院有限公司；
三、威某汽车制造温州有限公司、威某汽车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威某智慧出行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威某新能源汽车销售（上海）有限公司于本判决送达后三十日内，连带赔偿浙江吉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吉某汽车研究院有限公司经济损失637596249.6元以及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5000000元；
四、驳回浙江吉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吉某汽车研究院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五、驳回威某汽车制造温州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依法支付迟延履行金（其中，拒不履行本判决第二项之1的，以每日1000000元计算；拒不履行本判决第二项之2的，针对其中每件专利一次性支付1000000元；未按期履行本判决第二项之3、4、5中任一具体义务的，分别以每日100000元计算）。
很多企业在面对被控技术秘密侵权争议时，第一反应是把责任尽量压到一个最直接实施行为的主体身上，觉得只要将真正制造或者使用产品的那家公司推出来应诉，其他主体自然就可以全身而退。本案中，一审实际上也更接近这种理解，只是认定威某温州公司构成侵权。
二审却不是这么认定的。最高院查明，威某集团由威某智慧出行公司100%控股，威某温州公司和威某销售上海公司又由威某集团100%控股；威某集团、威某智慧出行公司、威某温州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为沈某。更重要的是，这几家公司之间不是静态股权关系，而是有明确的分工：有人负责技术组织和专利申请，有人负责制造，有人负责销售和商业转化。
法院据此认定，威某方四公司“在实施侵害案涉技术秘密的行为中，主观上具有共同的侵权过错，客观上其行为属于分工协作、相互配合，构成共同侵权”。这意味着，在技术秘密案件中，法院不会只盯着最前端的制造主体，而会看整个公司结构里，谁在组织获取、谁在转化技术、谁在完成商业实现，只要这条链条形成，多个主体就可能一起被拉进责任范围。
这一点十分值得关注，很多公司以为研发、制造、销售拆分给不同主体，争议发生时就能自然切割责任，本案恰恰说明，如果法院看到的是共同控制、共同获益和协同行为，多主体结构未必能降低风险，反而可能把侵权责任整体拉通。
为什么供应商材料会反过来击穿“合法技术来源”抗辩？
技术秘密纠纷案件中，被诉侵权人常常会提出一种抗辩理由：这不是我偷来的，是供应商开发的，或者是委托第三方做的。对于这种“无从查证”的问题，时常会让权利人很头疼，并不是这种抗辩有多么站得住脚，而是只要被诉侵权人提交一些看起来合理的证据来证明其所抗辩内容，而权利人又没有进一步提供其是伪造或者其他不合法的痕迹的反证或新证证明，往往法院的做法是以权利人没有尽到举证责任为由对于这种抗辩理由照单全收，这也是为什么有很多技术秘密案件难以胜诉的原因之一。其实，单从表达上看，这种抗辩并不难说，问题在于，一旦顺着证据往下问，就很容易露出空档，但遗憾的是，这样的工作却并不是每个法院都愿意花费时间去帮权利人查明的（：)^~^这并不是暗示其不尽责，而是有些案件权利人确实需要尽全力去寻找证据或者证据线索，不要等待证据从天而降或是法官帮你挖掘；即使有这种期待，也要提供合理的线索和合适的理由引导法院去“挖掘”……<不再展开>）
本案里，威某方一审曾提交与宁波纬某、上海众某等供应商签订的《产品开发技术协议书》《新产品开发合同》，希望证明底盘零部件是供应商设计完成，自己具有合法技术来源。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一条能成立的抗辩路径，因为汽车产业本来就依赖大量供应商协作。
但法院顺着这些合同往下看，结论却完全相反。
最高院查明，威某温州公司与宁波纬某、上海众某等供应商签署的《产品开发技术协议书》《新产品开发合同》，大多签于2016年8月至2017年7月之间。而这个时间点恰恰很敏感——罗某周、冷某虎、张某魁等人已经从成都高某公司离职，并在威某方负责底盘和零部件研发相关工作。换句话说，所谓供应商介入开发，并不是发生在一个没有底层技术来源争议的阶段，而是在一批掌握原告核心技术的人员已经进入被告体系之后。
更关键的是，相关合同和供应商材料没有形成“供应商独立研发”的闭环。判决特别提到，一方面，有的协议并不涉及产品开发费用，这和真正从零开始完成底盘零部件设计并不相符；另一方面，供应商提交或陈述的内容显示，在其进行零部件生产时，前期图纸已经存在，且有供应商明确表示图纸由威某方提供。上海众某提交的材料里，甚至还有“图纸校对人：张某魁，批准人：罗某周”等信息。
这就导致一个非常直接的后果：这些供应商证据不仅没有证明“供应商独立研发了底盘零部件”，反而证明威某方才是真正的图纸和技术要求提供者，供应商只是在配合完成制造或适配。原本试图拿来证明清白的材料，最后反倒成了说明侵权路径的一部分。
很多人对招股说明书的第一印象，是资本市场文件，离技术秘密诉讼好像有点远，但本案里，招股说明书几乎成了二审改判中最有力量的公开证据之一。
最高院在二审中采纳了威某招股说明书，并据此认定了多个关键事实：EX系列包括EX5、EX6、E5；EX5、EX6、E5以及W6、M7均基于Ajax底盘平台开发；EX5、EX6、E5构成一条单一产品线；相关车型存在明确销售数量和销售收入。
这些内容的意义，不只是证明“公司卖了很多车”，它至少解决了三个核心问题：
第一，它让不同车型之间的关系变得清楚。被告原本试图把不同车型拆开对待，只承认部分底盘零部件或者部分车型与涉案技术存在联系。但招股说明书自己写明了，EX5、EX6、E5构成单一产品线，且均基于同一底盘平台。于是，法院就有基础进一步认定，侵权不是停留在EX5一个车型或几个零部件，而是已经进入了整个EX系列产品线。
第二，它为赔偿计算提供了公开、相对可信的商业数据。技术秘密案件里，侵权获利最难算，因为核心数据掌握在被告自己手里。本案中，威某招股说明书公开披露了销售数量、产品线结构和相关收入情况，这使法院能够把技术秘密侵权和整车销售获利更直接地连起来，进而打开赔偿计算的空间。
第三，它让技术秘密的商业后果变得具体。法院在判决中明确指出，威某方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涉案技术秘密，“不但节省了本需支出的底盘技术研发费用，同时也大大缩短了产品上市时间，增强了其市场竞争优势”。招股说明书正好把这种竞争优势公开化、市场化了：车型何时推出、如何排列成产品线、底盘平台如何构成技术基础、销售规模达到什么程度，这些都不再只是权利人单方陈述，而是被告自己对外披露的商业事实。
这起案子给企业最大的启发之一，就是别把“外围证据”看轻。技术秘密案件一旦进入到整车制造、智能硬件、生物医药、芯片、AI这类复杂产业，权利人想把案件打深，不能只靠核心技术文件本身。真正成熟的诉讼策略，往往要把技术秘密放回企业真实运作链条里去看：谁控制相关公司，谁负责技术组织，谁和供应商对接，谁申请专利，谁在资本市场里公开披露产品平台和销售结构。
本案之所以能从“图纸有点像”的局部争议，最终走到“整套技术秘密侵权+EX系列产品线使用+共同侵权+高额赔偿”的结论，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原告不只是盯着中心证据，而是把外围证据也慢慢做实了。也正因为如此，法院最后看到的就不再是一堆零散怀疑，而是一条能自圆其说、还能互相印证的完整侵权链。
所以，对企业来说，这起案子最值得学的一点不是“以后要注意保密”这么宽泛，而是更具体的提醒：技术秘密一旦出事，别只去盯离职员工和图纸，很多真正能把案子往前推的证据，可能藏在公司结构、供应商往来和对外披露文件里。把这些地方也看进去，技术秘密案件才有可能真正从“觉得像”走到“法院认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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