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美国诞生了第一家猎头公司——“迪克·迪兰人才搜索公司”。当时谁也不会想到,近百年后,这个行业会成为推高药价的“隐形推手”之一。
猎头最初的诞生,带着浓重的战争色彩。二战后期,美国组织了一支代号“阿尔索斯突击队”的秘密部队,专门从德国“俘虏”原子能专家哈恩、火箭专家冯·布劳恩等顶尖科学家。政府行为后来演变为民间商业,猎头公司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1992年,中国第一家猎头公司在沈阳成立。随后三十年,这个行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如今仅北京、上海两地就有数千家猎头机构。
它的逻辑很简单:企业付钱,猎头找人,佣金通常是人才年薪的20%-30%。
这个逻辑放在任何行业都没问题,但在医药行业,它正在演变成一条完整的成本传导链。
医药猎头:最“卷”的赛道
生物医药是猎头眼中的“黄金赛道”。为什么?因为人才缺口大、岗位薪资高、跳槽频率快。
上海张江药谷聚集了2000多家生物医药企业,完整的“研发—临床—生产—商业化”生态链。这里的人才争夺战,几乎是全天候的。
看看几个关键岗位的薪资就知道了:
药物化学(MedChem)5-10年经验:年薪45-80万
AI药物研发:年薪60-120万
CMC负责人:年薪100-200万以上
基因细胞治疗CMC总监:年薪中位值180万
更夸张的是跳槽频率。ADC(抗体偶联药物)工艺人才的跳槽周期只有11个月,创下全行业最短纪录。这意味着一个人刚入职不到一年,就可能被猎头挖走,带到下一家公司。
猎头赚的是什么?赚的就是这种“流动溢价”。每一次跳槽,人才薪资上涨20%-30%,猎头按比例抽成。钱从企业账上出去,进了猎头和候选人的口袋。
“人才通胀”如何传导到药价?
有人会问:猎头挖人、人才跳槽,这不就是正常的市场行为吗?跟药价有什么关系?关系在于:医药研发的固定成本中,人力成本占比极高,且正在被猎头推高。
一项2024年发表在《国际卫生技术评估杂志》上的研究指出,药品研发成本的构成极不透明,药企常以“研发成本高昂”为由为高价辩护。但研究者发现,不同治疗领域、药物复杂程度、临床试验规模和研发周期的差异,都会显著影响成本。而猎头推高的人才价格,正是这些成本中最具“刚性”的部分。
你可以这样理解:
第一层,直接成本。企业多付20%-30%的溢价挖人,这笔钱要么从利润里扣,要么转嫁到药价里。创新药企普遍不赚钱,只能选后者。
第二层,间接成本。人才频繁流动导致项目延期,研发周期拉长。一个临床项目晚一年上市,专利期就少一年,收回成本的压力更大。一位猎头从业者坦言,“越是能把产品推到关键里程碑的专业人才,越供不应求”。这种稀缺性本身就是成本。
第三层,沉没成本。被挖走的人留下烂摊子,新来的人要重新熟悉项目。一家药企的HR负责人直言,“有些高管已经默认公司年终奖打折甚至不发,他们现在的想法就是推进手里的项目,等待股票解禁后变现”。当高管都把目光放在“解套”而非“做事”上,研发效率可想而知。
谁在为这笔钱买单?
最终买单的人,是患者和医保基金。
国家医保局成立后,通过集采等方式挤出药价“水分”。截至第十批集采,已累计为患者节省药费超5000亿元。
但问题是:集采挤掉的主要是流通环节的“带金销售”水分,而研发环节的人力成本,医保很难直接干预。
一篇行业分析指出,“虚高药价的大部分由代理商获取,并流向灰色地带,既加重群众负担,又污染了行业生态”。猎头推高的人力成本虽然不“灰色”,但它同样是药价虚高的组成部分。
更值得关注的是,当行业下行时,这种成本结构的脆弱性会暴露。随着医药行业裁员潮席卷而来,有猎头观察到“求职的信息一下子多了起来”,但企业端没有需求,“即便愿意降薪或者平薪,企业也不招”。一位ADC研发企业的HR直言,“今年估计没有往年‘金三银四’的旺季”。
有趣的是,结构性短缺的岗位依然抢手。ADC、小核酸、核药、多肽等新兴领域的人才需求不减反增。这说明:猎头推高的是结构性稀缺人才的价格,而不是所有医药人才。 而结构性稀缺,恰恰是产业升级的必经之路。
成本传导的最后一环
国家卫生健康委在2018年的一份答复中明确提到,要“使药品、医疗服务由医院的利益端转化为成本端,促使医疗机构主动控制成本,合理使用药物”。
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让医院和医生主动省钱。
但猎头推高的人力成本,是“研发端”的成本,不是“医疗端”的成本。研发端的成本越高,新药定价越高,医保谈判越难,最终要么医保不报销,要么患者自费部分更高。
这是一条完整的传导链:猎头挖人→人才溢价→研发成本上升→药价上涨→医保压力增大→患者负担加重。
当然,把药价虚高全部归因于猎头是不公平的。药企的研发效率、临床试验成本、专利制度、医保谈判机制,都是影响因素。但猎头作为“人才通胀”的直接推手,确实在这条链条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写在最后
猎头这个职业,本身没有原罪。它解决了信息不对称,让合适的人去合适的位置,这是市场经济的正常功能。
但当猎头活动变成纯粹的“价格推手”——把人从A公司挖到B公司,薪资涨30%,过两年再从B公司挖到C公司,再涨30%——这种“人才内卷”最终会变成药价的一部分,变成你医保账户里悄悄划走的那一笔。
《生物红利时代》里有一句话:“生物科技公司的价值,不取决于它有什么技术,而取决于它锁定了多少临床资源。”套用在这里或许也合适:药价的合理性,不取决于企业付了多少猎头费,而取决于这笔钱最终能不能变成患者的获益。
如果不能,那它就只是一场“人才通胀”的游戏,而买单的人,永远是终端消费者——也就是你、我、每一个需要吃药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