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3月，重庆某A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下称“A公司”）与杭州某B设备有限公司（下称“B公司”）签订《猎头服务协议》，约定由A公司为B公司寻访并推荐人才。协议中明确，若推荐的候选人被录用，B公司需支付其税前年薪20%的服务费，并约定了严格的“有效推荐”认定规则，以防止客户绕过猎头直接录用候选人，即俗称的“跳单”。
协议签订后，A公司向B公司推荐了设计师曾某。经过一系列面试沟通，曾某最终入职了杭州某C科技公司（下称“C公司”）。然而，对于这笔服务费，B公司拒绝支付，理由是“曾某并未被B公司录用”。A公司则认为，C公司与B公司存在关联，此举是为了规避服务费，遂将两家公司共同诉至法院，要求支付服务费、违约金及相关维权费用。
重庆市某区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一审判决，揭开了这起“跳单”纠纷的面纱。
本案的核心争议在于，在候选人最终入职的公司并非签约客户的情况下，猎头公司是否仍有权主张服务费。法院从证据、合同约定及公司间的关联性三个层面进行了抽丝剥茧的分析。
（一）证据之争：谁在主导招聘流程？
庭审中，A公司提交了完整的微信聊天记录，清晰地还原了其向B公司人事部门推荐曾某，并持续跟进面试、入职的全过程。相反，B公司虽辩称曾某是主动投递，却未能提供任何有效证据证明其在A公司推荐前就已获取并激活了该候选人信息。C公司主张其独立招聘，但也未能举证其招聘行为独立于B公司的推荐流程。
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B公司与C公司未能完成其举证责任，需承担不利后果。
（二）合同之锚：协议中的“反跳单”条款如何适用？
案涉《猎头服务协议》第6.2条是本案的关键条款，它规定：自乙方（A公司）推荐候选人之日起12个月内，甲方（B公司）以任何形式录用或与该候选人建立合作关系的，均视为乙方有效推荐，甲方应支付全额服务费。更为关键的是第6.3条，它将“最终签约单位”的范围扩大到了“甲方的关联单位”。
法院查明，B公司的人事在沟通中曾表示“人选主动投递我们公司，后续安排都是我们跟进沟通”，这实际上承认了其对曾某的招聘过程是知情且主导的。而曾某最终入职的C公司，不仅在《录用通知书》中载明的报到地址与B公司完全一致，而且两家公司在经营范围上存在重合。这些事实串联起来，足以让法院认定C公司录用曾某的行为，属于协议约定的“甲方或甲方的关联单位”录用，触发了服务费支付条件。
（三）法人独立性的抗辩为何未被采纳？
C公司辩称其是独立法人，与B公司人格独立，不应受合同约束。这确实是公司法基本原则。然而，本案并非要“刺破公司面纱”追究C公司的连带责任，而是依据B公司自愿签署的合同条款，认定其通过关联公司录用候选人的行为，构成了对A公司的违约。最终，法院判决支付服务费的主体仍是合同相对方——B公司，而非C公司，这精准地维护了合同相对性原则与契约精神的平衡。
（四）因诉讼而支出的成本是否可以获得支持？
法院判决B公司向A公司支付律师费、诉讼费、保全费、差旅费、“滞纳金”（酌定按同期一年期LPR的四倍计算逾期付款损失），法院查明，A公司为本案与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签订了《法律服务合同》，并已实际支付了律师费、差旅费（包含取证所支出的费用）、诉讼费、保全费等。根据案涉《猎头服务协议》第9.3条“争议解决所产生的全部成本（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保全费、保全担保或保险费等）全部由败诉方承担”的约定，法院对原告该项诉请予以全额支持。同时，在判决存在部分胜诉、部分败诉的情况下，人民法院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决定当事人各自负担诉讼费用数额，符合《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关于合同约定的“滞纳金”性质实为逾期付款违约金。A公司主张的计算标准低于合同约定的标准（每日5‰），但法院仍认为该标准过高，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八十五条关于违约金调整的规定，结合A公司存在部分服务未完成的情况，酌情对违约金计算方式进行了调整。最终判决的逾期付款损失为：以服务费50%为基数，自2025年5月17日起至2025年8月10日止；以服务费100%为基数，自2025年8月11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以上均按同期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四倍计算。
这起案例为所有使用猎头服务的企业敲响了警钟，也提供了清晰的合规路径。
（一）对用人企业：诚信履约是成本最低的选择
许多企业可能认为，通过关联公司或第三方录用猎头推荐的人选，可以“巧妙”地节省服务费。但本案判决表明，一份严谨的猎头服务合同，其“反跳单”条款足以覆盖此类规避行为。一旦被认定为违约，企业不仅要支付原本的服务费，还可能面临高额违约金，并承担对方的律师费、诉讼费等维权成本，可谓得不偿失。企业在签约前应充分评估条款，一旦签约，就应诚信履行。
（二）对猎头公司：精细化服务与证据留存是维权基石
A公司之所以能胜诉，关键在于其提供了完整的服务过程记录。从需求沟通、候选人推荐、面试安排到入职跟进，每一个环节都有微信聊天记录作为证据。这启示猎头公司，必须建立标准化的服务流程和证据留存体系，确保在发生争议时，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自己是促成录用的“有效原因”。
（三）合同条款设计：明确“关联方”与“录用”的定义
本案协议中对“关联单位”和“任何形式录用”的宽泛定义，是原告获胜的法律基石。这为双方在拟定合同时提供了范本。用人企业应仔细审阅此类条款，明确其范围是否合理；而猎头公司则应确保条款能够覆盖各种潜在的规避手段，如通过关联公司、顾问、兼职等形式合作，以保护自身核心商业利益。
（四）候选人薪资确认：A公司应当承担初步举证责任
本案协议中约定，A公司为B公司提供招聘人选服务，B应向A公司支付的服务费按候选人税前年薪的20%计算，并分两期支付：候选人到岗后15个工作日内向原告支付服务费的50%；剩余50%的服务费在候选人通过保证期（3个月）后的15个工作日内支付。C公司录用后隐瞒了曾某的实际薪资，A公司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提供了初步的证据材料，法院要求B、C公司提供曾某的薪资流水记录，B、C公司最终并未提供，因此法院按照A公司提交的薪资作为判决依据。留给大家思考的是，如果A公司并未提供薪资初步证据，B、C公司也未按照法院的要求提供薪资流水，法院该如何认定呢？B、C公司将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B、C公司真的会主动提交薪资流水证明吗？
商业合作的基础是契约精神。本案判决清晰地传递出一个信号：法律保护合法的合同权利，任何试图通过形式上的“变通”来规避合同义务的行为，都将面临法律的否定性评价。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在商业活动中，尊重契约、诚信履约，才是控制法律风险和实现长远利益的最佳策略。
大成上海 合伙人（备案中）
dong.dapeng@dentons.cn
董大鹏律师系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拥有律师执业资格与人力资源管理师专业资质，长期深耕猎头行业法律服务与合规风控领域。
其擅长为头部猎头机构、大型企业量身定制企业合规体系及风险管控方案，深度参与企业股权激励方案架构设计、高端人才寻访服务合同争议处置。其针对高管离职、股权行权兑现、高额违约金争议等易升级诉讼、刑事风险的复杂人才纠纷案件，具备成熟处置经验。其同时拥有丰富职务犯罪辩护实务经验，专精办理高管职务侵占、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侵犯商业秘密等刑事辩护及企业法律危机处置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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