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贵州|从广州回贵阳做猎头,候选人说你们贵州工资太低了
3月17日 阴雨他挂电话前说了那句。“你们贵州工资太低了。”我端着咖啡站在窗前。贵阳的雨丝细细密密的，打在玻璃上像一层雾气。广州的雨不是这样的。广州的雨来得猛，砸在雨棚上噼里啪啦响，像有人在屋顶撒豆子。雨后是闷热的湿气，衣服晾不干，墙壁会出汗。这里也是湿的。但这里的湿是凉的。咖啡凉了。我重新热了一杯，是妈妈从毕节寄来的苦荞茶。在广州时我喝美式，不加糖不加奶，假装自己很自律。现在喝这个，也不加糖，但总觉得缺了点什么。大概是缺了那点“假装”的快感吧。上午见的那个男孩很有意思。96年的，在深圳做了三年运营，想回贵阳。他说他在那边月薪一万二，租房就要三千。我问期望薪资，他说六千。六千。比我在广州招的应届生还低。但我没说。我只是在本子上记下他的情况，然后说，好的，我帮你留意。他走的时候问我，姐，你说我回来对不对。我说，看你想要什么。他说，想要“生活”。这个词他说得很重，像是在强调什么，又像是在说服自己。
我送他到电梯口。电梯门关上的瞬间，我看见他的背影——很瘦，背着一个双肩包，是那种程序员常用的黑色双肩包。我突然想起三年前的我。拖着两个行李箱从广州南站坐高铁回贵阳。高铁上我发了一条朋友圈：“回家。”只有两个字。底下很多人点赞，有人评论说“羡慕”。羡慕什么呢？他们不知道我在广州住的是城中村，握手楼，窗户打开能碰到对面的墙。他们不知道我凌晨两点还在改简历，不知道我在猎头公司做了三年，最好的业绩是帮一个跳槽的运营总监涨了40%的薪。但那又怎样呢。涨的那点钱，还不够付珠江新城一个月的房租。下午约了第二个候选人。女孩，94年的，在贵阳本地一家公司做HR，想跳槽去做猎头。我问她为什么。她说，想多挣点。我问她期望薪资。她说，五千。五千。我在广州招一个猎头助理，底薪是六千起。提成另算。但我没说。我只是问她，你了解猎头的工作强度吗？她说了解，加班没关系，反正回家也是一个人。她说这话的时候在笑。但那个笑容里有点东西，像是认命，又像是不认命。
雨停了。我站在公司楼下抽烟。其实我不会抽，但在广州时养成的习惯——压力大的时候，站在写字楼下面，看着来来往往的人，手里夹一根烟，好像就融入了这个城市。现在这个习惯带回来了。但贵阳的写字楼下面没有那么多来来往往的人。街边是卖烤红薯的老伯，是等公交的阿姨，是送外卖的小哥在骂骂咧咧地打电话。这些人在广州也有。但广州的节奏快得让你看不见他们。现在我在他们中间。空气里有烤红薯的甜味。我掐灭烟，去买了一个。老伯说三块钱一个，我给了他五块，说不用找了。他说谢谢小妹。小妹。在广州我被人叫“美女”，被叫“靓女”，但没有人叫过我“小妹”。“小妹”是贵阳人才叫的。带着点亲切，带着点随意的温暖。但温暖又怎样呢。晚上看了一个岗位需求，贵阳本地一家企业招HRM，薪资开到八千。八千。我在广州给客户招一个HRM，起码要两万。我盯着那个数字看了很久。其实回来之前我就知道。知道工资会低，知道机会会少，知道节奏会慢。
但我以为我已经做好了准备。我以为。妈妈打电话来问我吃饭了没有。我说吃了。她问吃的什么，我说随便吃了点。她沉默了一会，说，要不还是回来住吧，你一个人在贵阳，房租也要钱。我说不用了。挂掉电话，我看着窗外。雨又开始下了。路灯把雨丝照得亮晶晶的，像是有人在撒金粉。这个城市真美。但这个城市的工资太低了。那个男孩说得对。那个女孩也说得对。他们都在说一个事实，一个我每天都在面对的事实。但我也在想，他们说的“工资太低”，是在跟哪里比呢。跟广州比。跟深圳比。跟那些他们回不去的城市比。今晚又失眠了。躺在床上刷朋友圈，看到前同事发的照片——珠江新城的夜景，IFC亮着灯，像是在炫耀什么。我点了个赞。然后关掉手机。黑暗中想起一句话：回不去的叫家乡，到不了的叫远方。但远方我去过了。远方有高高的工资，也有高高的房租。有拥挤的地铁，也有凌晨两点的加班。有珠江新城的夜景，也有城中村的握手楼。而现在，我在贵阳。
窗外有雨声。有狗叫声。有远处火车经过的轰隆声。这些声音我在广州也听过。但在广州，它们像背景噪音。在这里，它们是生活的全部。如此而已。这样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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