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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公伐齐，纳子纠。桓公自莒先入。
这一行字，记载了两个几乎同时发生的动作：鲁庄公出兵攻打齐国，想要护送公子纠回去做国君；而齐桓公小白，已经从莒国抢先一步进入了齐国都城。上篇说了，各方面都不靠谱的齐襄公被杀了。齐国国君没了，得找个人来接班。候选人有两位：一个叫公子纠，当时躲在鲁国；另一个就是著名的公子小白，当时躲在莒国。按照正常剧本，谁离得近、谁跑得快，谁就能先到家。可问题是，这俩人的送行队伍不一样。公子纠背后的支持者是鲁国，鲁庄公亲自带兵护送，排场很大；公子小白背后呢，是齐国国内两个最牛的贵族——高氏和国氏，暗中给他通风报信、开绿灯。这便引出了第一个关键问题：为什么“先回国”就能直接继位？是不是因为齐国国内势力没有明显偏向，所以谁先到谁就占了便宜？事实恰恰相反。小白之所以能够“先入”，正是因为国内有一股极其强大的势力在暗中支持他。这股势力的核心，便是高氏与国氏。高、国二氏并非普通的齐国贵族，他们拥有一个特殊的身份——“天子二守”。按照周制，高、国两家的族长由周天子直接任命，代表王室辅佐齐国国君，掌握着军政裁决权。可以说，他们是齐国朝堂上地位最尊、实权最大的世卿。就是这样两位关键人物——高傒与国懿仲，在齐襄公被弑、公孙无知被杀之后，不仅偷偷给小白送信，还帮他封锁消息、清理路障，让鲁国那边慢了半拍。在小白抵达临淄时，他们立刻率领群臣朝拜，举行即位仪式，造成既成事实。反观公子纠，他也有支持者，也就是鲁庄公以及部分亲鲁的齐国大夫。但鲁国的支持是外部力量，而高、国的支持是内部实权。内外相较，胜负已判。那么，高、国二氏为何偏偏选中了小白？公子纠同样是齐僖公之子，且母亲是鲁国之女，背后有强大的鲁国为援，似乎也不是没有优势。第一，私人情谊。据《史记》记载，“小白自少好善大夫高傒”。公子小白自幼便与高傒交好，这种私人友谊在关键时刻很自然转化为政治同盟。对于高傒而言，拥立一位与自己关系密切且对自己感恩戴德的君主，无疑是最优选择。第二，权力安全。公子纠与鲁国绑定过深，如果他即位，鲁国就要来指手画脚，安插势力了。对于高、国这样的守国之卿而言，拥立一位过度依赖外援的君主，无异于将齐国的命脉拱手让人。而小白常年在莒国流亡，莒国弱小，不足以干涉齐国内政，小白对高、国的倚重自然更深。第三，现实可控。当时齐国内乱初平，政局未稳。高、国需要的是一位能够迅速即位、迅速稳定局势的君主，而不是一位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军事资源才能送上君位的人。小白的“可操作性”更强，莒国比鲁国更靠近临淄，并且小白本人积极主动。而公子纠的“鲁国背景”虽然看似雄厚，但这意味着拥立过程会很复杂，时间成本太高。事实证明，高、国但投资极为成功。齐桓公后来成为春秋首霸，齐国也因此强盛数十年。2
于是出现了一个非常搞笑的局面：这边，鲁庄公觉得自己兵强马壮，稳了，所以慢慢悠悠从鲁国出发，一副要去参加颁奖典礼的样子。那边，小白在莒国接到了高、国的秘密消息，一路狂奔，抢在鲁国车队之前进了齐国都城临淄，屁股往君位上一坐，就成了齐桓公。公子小白从莒国动身后，辅佐公子纠的管仲为了替主子清除障碍，就自己带兵去截击小白，在即墨附近埋伏。这致命的一箭，不偏不倚，正好射中了小白腰间的衣带钩，被金属钩给挡住了。小白当时反应也很快，顺势咬破舌尖吐血装死，成功骗过了所有人。多亏了这一箭，公子纠那边才误以为大患已除，因此放慢了行军速度。小白则趁机日夜兼程，抢先回国即位。你说鲁庄公气不气？自己辛辛苦苦筹备了那么久的“护送计划”，结果被对方给截胡了。鲁庄公心态确实崩了。他做出了一个非常头铁的决定：打！就算小白已经坐上了君位，也要把他拉下来，把公子纠扶上去。秋，师及齐师战于乾时，我师败绩。
秋天一到，鲁国大军浩浩荡荡杀向齐国，双方在乾时（大概在现在的山东淄博附近）展开了大乱斗。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乾时之战。鲁国很自信。他们可能认为，小白是在高、国等少数贵族的私立下“抢跑”即位，程序上不合法。而公子纠有鲁国这样的强大邻国做后盾，似乎更具“大义名分”。而且鲁国在当时也算强国，说不定一战功成，迅速击溃立足未稳的小白政权。但是深究起来，鲁国的行为，实质上是用武力推翻一个已经被国内合法程序承认的君主，强行扶植自己的代理人。因此，乾时之战并非争夺君位。君位的争夺在夏天小白即位那一刻已经结束。用现在的话说，乾时之战是鲁国发动的武装干涉内政的侵略战争。齐国一方是自卫反击，保卫国君；鲁国一方是入侵者，其目的是颠覆小白政权。所以，齐军在乾时之战中表现得非常勇猛，而鲁军则一败涂地。打成什么样了？公丧戎路，传乘而归。秦子、梁子以公旗辟于下道，是以皆止。
鲁庄公丢了自己的战车，狼狈换车逃命；两位将领打着庄公的旗号从小道引开齐军，因而被俘。自己的专车都没了，蹭同事的车跑回来的，鲁庄公大概也是史上最早体验“蹭车跑路”的国君之一。3
鲍叔帅师来言曰：“子纠，亲也，请君讨之。管、召，仇也，请受而甘心焉。”乃杀子纠于生窦，召忽死之。
乾时之战打完，鲁国彻底没了讨价还价的资本。齐相鲍叔牙亲率大军压境，向鲁国发出了最后通牒：“公子纠，是我们国君的亲人，请贵国替我们杀掉他。管仲、召忽，是我们的仇人，请交给我们，让我们亲手处置才甘心。”鲍叔牙的话术极为高明：他把公子纠称为“齐桓公的亲人”，暗示齐国不忍心亲手杀兄，请鲁国代为处死；又把管仲、召忽称为“仇人”，要求鲁国交出，由齐国亲手处置。这番话既给了鲁国一个“体面”的下台阶，又暗含了“若不从命，则兵戎相见”的威胁。此时鲁国刚刚经历乾时惨败，元气大伤，根本无力再战。面对鲍叔牙的军事压力和外交辞令，鲁庄公不得不做出最痛苦的决定：杀公子纠，交出管仲与召忽。于是，鲁国在生窦（今山东菏泽附近）这个地方，把自己辛辛苦苦护送了一路的公子纠给杀了。鲁国之所以做出这一选择，除了直接的军事失败之外，还有更深层的考量：如果让公子纠继续在鲁国流亡，齐国就会永远握有一个侵略鲁国的借口。届时，齐军可以随时以“讨逆”为名兴兵来犯。这很残酷，但对于一个战败国而言，它确实是最不坏的选择。4
公子纠一死，他的两个铁杆手下——召忽和管仲，面临了人生的终极二选一。召忽二话没说，自杀了。干净利落，连个告别词都没留下。这是标准的“忠臣”行为。管仲请囚，鲍叔受之，及堂阜而税之。归而以告曰：“管夷吾治于高傒，使相可也。”公从之。
管仲的反应就很有意思了。他没有自杀，而是主动说：“请把我囚禁起来吧。”这个操作就很灵性。如果他直接说“我愿意投降”，那他就是叛徒，要被天下人戳脊梁骨。但如果他说“我愿意当囚犯”，那就是被逼无奈，面子上好看多了。鲍叔牙心领神会，把他塞进囚车，一路拉到齐国边境，刚到堂阜（齐、鲁交界处）就把枷锁给解了。归国后，鲍叔牙向齐桓公报告：“管仲的治国才能超过高傒，可以让他担任相国。”齐桓公虽然被管仲射过一箭，但听从了他的建议。管仲的选择，在后世引发了无尽的争议。许多人指责他贪生怕死。但在《史记》中，管仲自己后来有一段著名的辩白：“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为怯……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
我不是不知道耻辱，我是耻于自己的才能没能施展于天下。如果随随便便地死了，那才是对天下最大的不负责任。这段话揭示了管仲与召忽之间最根本的分歧：召忽忠于特定的君主（公子纠），管仲忠于齐国这个邦国及其百姓；召忽认为“死节”是最大的道德，管仲认为“活而利国”是更高的使命。孔子后来评价管仲：“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没有管仲，我们都要沦为夷狄了）。这是从天下苍生的角度，肯定了管仲活下来的巨大价值。两者之间，没有简单的对错之分，也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别。每一个时代、每一个人，在面对“坚守原则还是追求结果”的困境时，都可以从召忽和管仲身上找到参照。前者教会我们什么是气节，后者教会我们什么是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