猎头服务合同纠纷胜诉案件深度解析:从“跳单”抗辩到全额获赔的合规启示

作者丨董大鹏

机构丨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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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公司作为专业的猎头服务机构，与A集团的招聘对接人刘某通过微信磋商，刘某的劳动关系隶属于武汉D公司（A集团另一关联公司，B公司事前并不知晓），就《B公司猎头服务协议》的内容达成一致，但合同原件以及复印件并未找到。此后，B公司于2022年9月8日向刘某推荐了候选人闫某。闫某随后于2022年10月26日与A集团的关联公司C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并入职，B公司知晓后，向A集团主张猎头服务费，但A集团以各种理由，始终未向B公司支付服务费用。

诉讼中，A集团提出了多重抗辩，核心主张可归纳为三点：1.对接人刘某系其关联公司员工，无权代表A集团订立合同，亦未提供双方签订的合同原件及复印件，案涉协议未成立；2.候选人闫某并未入职A集团，A集团不应当成为本案的被告主体，其次，候选人闫某经了解系由其他渠道更早推荐，B公司不享有推荐归属权；3.B公司并未完成《B公司猎头服务协议》中的全部义务，仅是推荐一份简历而已，且候选人入职后未通过保证期即离职，不应支付全额服务费。针对这些抗辩，两审法院均未予采纳，并最终全面支持了B公司的诉讼请求。

本案的首要争议在于，招聘对接人刘某的行为能否约束A集团。法院经审理查明，刘某虽在签约时劳动关系隶属于武汉D公司（A集团另一关联公司），但其最初于2017年入职A集团，后续调动均由集团安排，且持续从事集团范围内的人事招聘工作。在合同磋商过程中，刘某明确以A集团对接人身份行事，就合同条款进行确认，并指示B公司向A集团寄送合同。

法院裁判要旨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七十条关于职务代理的规定，执行法人工作任务的人员，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法人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法人发生效力。刘某长期负责A集团的招聘事务，其与猎头公司磋商并订立服务协议，属于其职权范围内的典型职务行为。A集团作为集团公司，对其下属公司人员从事的、体现集团意志的招聘管理工作，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因此，双方通过微信等电子方式达成合意的《B公司猎头服务协议》依法成立并生效，对A集团具有法律约束力。

实务启示：此认定明确了集团化企业运营中的一个常见法律风险点。企业内部人员，特别是人事、采购、销售等对外联络频繁的岗位员工，在其惯常职权范围内的缔约行为，极易被认定为职务代理，从而约束企业。企业应建立完善的对外授权与合同管理制度，明确区分不同法律实体间的权责界限，避免因内部管理混同而承担不必要的合同责任。

A集团抗辩称，闫某在其内部系统中早有录入，B公司并非首次推荐方。对此，法院重点审查了《B公司猎头服务协议》第五条的约定。该条款明确：若客户收到来自多个渠道的同一候选人推荐，应以收到推荐报告的时间先后判定归属；若存在先于猎头推荐的情况，客户负有在1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猎头并提供证明材料的义务，否则视为该候选人为猎头所推荐。

法院裁判要旨指出，B公司已于2022年9月8日完成推荐，而A集团从未在约定的期限内履行上述通知义务。直至候选人入职后纠纷发生，A集团才提出存在更早录入记录的主张，但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该录入行为对应具体的、独立的推荐主体及流程。因此，根据协议约定，闫某的推荐归属权应归属于B公司。法院的这一认定，严格遵循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四百六十五条所确立的“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原则，尊重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

实务启示：本条款是猎头服务合同中的核心“防火墙”条款。判决警示用工企业，在接受猎头推荐时，若已知晓候选人信息可能来源于其他渠道，必须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及时、书面履行通知义务并保留证据。任何拖延或疏于履行，都将导致其丧失抗辩权利，必须依照合同支付服务费用。这有效遏制了实践中可能出现的“跳单”或不诚信行为。

关于服务费金额，法院依据候选人《聘用协议书》中明确约定的“年薪标准为税前75万元”，按照合同约定的25%费率，核定服务费为187,500元。A集团关于应按实际发放月薪计算的主张，因与合同约定的“税前年薪”计算方式不符，未获支持。

针对保证期抗辩，《B公司猎头服务协议》第六条明确约定，若甲方未在约定付款期内支付招聘服务费，则“取消保证期条款”。法院查明，A集团在候选人入职后，既未按约通知B公司开具发票，也未支付任何费用，已构成违约。因此，其援引保证期条款以候选人提前离职为由拒绝付费的抗辩，于法无据。此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七十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应当承担违约责任。A集团的违约行为是其承担付款责任的根本原因。

实务启示：判决清晰表明，合同条款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客户不履行核心付款义务这一根本违约行为，将直接导致其丧失主张其他附随条款（如保证期）利益的权利。用工企业切勿试图以候选人后续离职等情况为由，规避或拖延支付已发生的猎头服务费。同时，服务费的计算应严格以合同约定为准，对年薪结构的约定应尽可能明确，避免争议。

一审法院支持了B公司关于律师费的索赔请求，依据是《B公司猎头服务协议》第九条关于违约方应赔偿守约方“合理的律师费”的明确约定。这体现了对守约方全面弥补损失的司法支持。

对于合同约定的每日2‰的滞纳金，一审法院认为该标准过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八十五条赋予的自由裁量权，酌情调整为按同期一年期LPR两倍计算。二审法院予以维持。这体现了我国司法实践中“补偿为主、惩罚为辅”的违约金适用原则，在保护守约方利益的同时，防止责任过重。

实务启示：企业在合同中约定违约责任时，虽可自由协商，但过高的违约金条款在诉讼中存在被法院调减的风险。更为务实的方式是设定一个相对合理且有威慑力的标准。同时，将律师费等维权必要费用明确列入违约赔偿范围，能为日后纠纷解决提供有力的合同依据，显著增加违约方的成本，督促其诚信履约。

本案的终审判决，不仅为B公司挽回了经济损失，更通过司法裁判为人力资源服务行业，特别是猎头服务领域，树立了以下清晰的规则：

1.电子缔约与职务代理的效力获得强化认可：在数字化沟通成为主流的今天，通过微信、邮件等达成的合意，只要能够体现双方真实、明确的意思表示，即具有法律约束力。集团企业内部人员的职务行为，其法律后果归属于其所代表的实体。

2.“诚信履约”与“禁止跳单”的边界得以厘清：判决通过严格适用合同中的“通知义务”条款，保护了猎头机构的首次推荐利益，明确了用工企业若利用猎头信息却试图规避付费，将承担不利后果，有力维护了行业诚信基础。

3.合同条款的严密性与执行力至关重要：本案B公司能够胜诉，与其《B公司猎头服务协议》中权责清晰、逻辑严密的条款设计密不可分。关于合同生效、推荐归属、费用计算、保证期失效条件、违约责任等条款，均在纠纷解决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4.关联公司的独立法人人格受到尊重：法院在判决中明确指出，B公司要求其他关联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请求缺乏合同与法律依据，最终判决仅由签约主体A集团承担责任。这提醒服务提供方，在缔约时需明确合同相对方，对于集团客户，应审慎判断并选择与正确的法律主体签约。

本次胜诉不仅是单个案件的结束，更是以司法力量规范市场秩序的新起点。对于广大用工企业而言，本案是一堂生动的合规课，提示其在享受猎头服务带来的人才红利时，必须秉持诚信，尊重合同，规范内部管理流程。对于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本案则是一剂强心针，鼓励其通过设计严谨的合同条款、保存完整的履约证据，勇敢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在法治化营商环境不断优化的今天，唯有诚信守约、专业运作，方能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