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政策协同推进“十五五”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

“十五五”规划建议指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显著提升，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格局基本形成。要求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立健全一体推进的协调机制，强化规划衔接、政策协同、资源统筹、评价联动等，这些论述为“十五五”期间更好地谋划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提供了战略指引。

教育、科技和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三者相互作用、相互支撑。但由于三者分属不同职能部门，各部门在政策制定、资源配置和项目规划时常常存在分离问题，出现教育链和创新链、人才链和产业链脱链断联。“十五五”期间亟需以强有力的政策协同来解决协同不良问题，从而推进教科人一体发展。

当前我国教育科技人才政策协同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一是政策的协调性不足。教育科技人才三部门出台的政策缺乏有效衔接，削弱了国家科技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比如教育部门制定高等院校的学科设置政策时，往往更偏重考虑现有高教体系中的专业特色、优势师资和单一学科发展逻辑等，较少紧密对接科技发展以及产业变革对学科范式转型和新型人才培养的需求，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方案调整往往滞后于产业创新要求，培养的人才与市场需求存在结构性矛盾。

二是政策的冲突性严重。教育科技人才三大体系追求各自的发展目标，但指挥棒导向不一，有时存在短期功利化倾向，导致各部门政策相互之间存在矛盾和冲突。比如，教育评价侧重教学成果与学科评估，科技评价追求论文数量与专利数量，人才评价依然存在侧重头衔和职称问题，教育科技人才三个不同的评价侧重，导致不切实际的全才型人才苛求，使得人才被不同要求撕扯，严重影响人才的成长和创新产出。

三是政策的碎片化和政策重复化并存。以某类高层次人才引进工作为例，各部门都有强有力的政策和工程项目，但这些政策融合不够、协同不足，存在着交叉和交集，多方人才政策的重复化消解了可能形成的合力。从科研资源分配视角看，我国多部门提供了不同来源的科研基金，但出题雷同现象普遍，多元科技创新支持虽然解决了单一资助资金不足问题，但也导致人才奔波于多渠道寻求项目和资金支持，造成了“申报式科研”的弊端和科研支持综合效率不高。因此，深化教育科技人才政策协同是解决上述问题的途径之一。

推动教育科技人才深度贯通，亟需教育科技人才等多部门协同攻坚，从而破除现有的制度壁垒和体制机制障碍。

以促进高校院所人才向创新一线流动为例，当前还存在着档案、户籍、社保、编制、评价考核机制等制度壁垒，阻碍了人才从高校和科研院所向创新一线的企业自由流动。因此，畅通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的人才流动通道，推进人才跨机构双聘，构建人才成果跨组织互认的评价机制、利益跨部门共享的分配激励机制，这些都离不开多部门政策协同。

类似地，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提高科技创新成果的转化效率，扶持概念验证中心和中试平台建设，保障职务科技成果赋权和以知识价值回报的利益分配机制，促进高校、实验室和企业共享科学装置等等，这些也都需要多部门协同政策制定。只有各部门协同攻坚，才能形成教科人一体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合力。

推动政策协同，是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从理念共识迈向落地实施关键举措，而如何实现教育科技人才的政策协同，从政策制定到政策执行各环节，应着力构建好四大协同机制。

——构建政策统筹和一体谋划机制。

加强政策统筹的顶层设计，建立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机制，教育科技人才政策一致性评估机制。政策统筹的最高层次是规划协同，以一体规划解决战略碎片化，确保目标一致。

有条件的省市可围绕其“十五五”期间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目标和分层目标，制定教育科技人才的一体规划政策，在规划中谋定人才发展、教育培育和科技创新的融合融汇、深度贯通的基本原则、平台抓手、项目工程和协同政策。

条件不成熟的地区应重点关注教育科技人才规划衔接，建立三规联编联审。以科教融汇为例，通过规划衔接，可有效实现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重大科研项目委托与培养造就一流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相结合，创新人才培养方式。

——构建共同决策和联合发文机制。

教科人一体发展的最终目标不是为了一体化而一体化，而是为了提升我国国家创新体系的整体效能，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筑牢基础性、战略性支撑。

因此，围绕着关乎终极目标的人才、资金、项目和数据等要素，针对具体的产业发展目标或问题场景（例如中试基地建设问题），可建立联合政策制定机制，多部门共同决策联合发文，推出集成式政策包，使得各项政策同频共振，形成 “组合拳”，推动创新要素高效共享。

为推动跨部门共同决策，可聚焦拟攻关目标（比如区域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设立人工智能产业教科人一体化发展专项基金，多部门联合制定基金使用政策，推动科研平台共建共享，AI人才在高校院所和企业间流动共享。

——构建信息沟通和联合会商机制。

建立常态化的跨部门信息沟通机制，通过定期会议、联合调研或工作座谈等形式，促进教科人一体发展中的信息共享、问题研判和政策的落地督查、动态调整。

例如，浙江省不仅多部门（组织部、省科技厅、省教育厅等）联合出台了《关于促进人才交流共享 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若干意见》，同时，聚焦“人才双聘”“校（院）企双聘”“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等人才流动共享议题建立常态化的多部门信息沟通和会商机制，共同分析人才流动共享中的重点与难点，多部门共同遴选教科人体制机制一体改革的创新案例试点，实现部署上的“同题共答”。

此外，应强化技术赋能，通过构建跨部门的一体化信息平台（例如人才、产业和科技数字大脑），整合人才、成果、项目和企业需求等数据，打通部门间数据壁垒，实现教科人信息共享和智能匹配。

——构建成果互认和联合评估机制。

结果互认和评价协同是教科人协同政策取得良好执行成效的重要保障。以推动人才向企业创新一线流动，促进高校、实验室和企业开展“卡脖子”技术联合攻关的“科技副总”和“产业教授”政策为例，只有构建以成果互认的联合评价机制，高校人才在共建平台上为企业攻克的技术难题、产值贡献才能得到高校职称评审和绩效奖励的肯定，企业人才在高校开展的专业共建、就业指导、数据共享等教科研企合作行为也能获得政策支持性认定考核。

教育科技人才良性循环和一体发展的最终样貌是形成充分激发人才创业创新活力的创新生态，这样的生态系统既包含产业、人才、技术、资金和平台等多元创新要素，也包含推动要素融合的制度空间和确保人才等要素流入的城市公共服务空间。

因此，“十五五”期间推动教科人体制机制一体改革，不仅应重点关注教育、科技和人才政策之间的政策协同和联动部署，也应关注“十五五”期间国内外竞争格局、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等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变化，做好多类政策间的协同联动。

——做好人才政策与教育政策、科创政策的联动部署，构筑育才用才贯通链。

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和国家战略需求协同育人，教育改革应与人才政策、科创政策同频共振，动态调整学科专业设置，强化基础学科与交叉学科培养，以应对未来科技前沿需求。

同时，人才政策应与科技创新布局深度融合，将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创新平台建设作为培育和吸引人才的核心载体，联动设计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机制改革，推行人才在教育、科研和产业组织间跨组织的绩效互认，驱动人才顺畅流向科技创新主战场。

——做好人才政策与产业政策、金融政策的联动设计，激发产才融合的新动能。

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既关乎平台载体（如中试平台）和政策因素，更关乎人才因素。产业政策在规划重点发展方向时，应同步明确对应领域的高精尖缺人才图谱，人才政策应精准响应本地重点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需求实施靶向引育和激励。

同时，通过发展科创金融、风险投资、人才贷人才险等金融工具，为人才创新创业提供全生命周期的资本支持。三者联动，将有效构建以产业集聚人才、以资本激活人才、以人才引领产业的良性循环，将人才优势切实转化为产业竞争优势。

——做好人才政策与教科产政策的融合设计，形成教科人赋能产业发展新格局。

构建教育、科技、产业协同育人机制，通过产教融合、科教融汇的系统性制度设计，分层次谋划建设战略性行业特色大学、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和校企共建的产业学院，培养适合现代产业发展需求的国家级工程技术拔尖人才、大国工匠和高技能人才。聚焦生成式人工智能、量子科技、低空经济等前沿领域，强化“科教产创”融合的关键核心技术联合攻关机制和创业创新机制，以综合“场景应用+政策协同”助推未来产业发展。

——做好人才政策与人口政策、城建政策的联动谋划，夯实引才留才生态基座。

人口是人才发展的最重要底盘，人才竞争首先是人口存量、流量和质量之争。“十五五”期间需要密切关注人口基数的变化态势，系统研判老龄化和少子化的发展态势和影响因素，人才政策需与积极的人口政策协同，不仅关注高层次人才，也需重视人力资源基数，营造生育友好、家庭发展支持的环境，保障可持续的人力资源供给。

城建政策也亟须与人才政策联动，需超越单纯物理空间建设，转向打造以人为本、宜居宜业的“人才友好型”城市，提供优质公共服务与软性环境，通过提升城市综合吸引力和良好生态，增强对全球人才的持续吸附力。

（作者为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浙江省人才发展研究院院长）

[本文为教育部教育强国建设战略支点研究委托专项课题（24JYQG013） 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