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TALK | 徐九斤&顾国清:光影四十载 初心映乡野 传承新发展

徐九斤：七八十年代电影行业格外火爆，人们的观影热情高涨。进入九十年代，随着电视机普及，电影市场逐渐低迷，观影人数锐减。当时我们放映队有五名成员，到1995年只剩我一人。一方面是出于对电影的热爱，不忍割舍；另一方面，我深知自己肩上的责任，我若放弃，当地百姓就看不了电影了，怀着这份初心，我一路坚持至今。

徐九斤：那时候就剩我一个人守着放映队，我主动联系学校、村委会，按村小组轮着放，一周到十天换一个地方。海宁的好片子放完了，我就去桐乡、余杭、萧山借。2000年后我自己买片，第一部是凌晨三点半打车去上海买的，到那儿天还没亮，就蹲在门口等开门。

顾国清：印象最深的是师父术后一周仍忍着腰痛去学校放映，还有师父生病时他坚持完成场次才回家。每次看到学生们围上来喊“徐伯伯”，眼里满是期待，我就懂了师父说的“电影是给群众的精神食粮”。现在我牵头校园放映时，也会像师父那样，提前了解学校需求，哪怕路途远、设备重，也绝不会失约——师父用行动教会我，“坚守”不是口号，是把每一场放映都放在心上。

徐九斤：我们的核心宗旨是以影育人，一部优秀的电影，足以影响人的一生。就像《烛光里的微笑》这样的作品，比起课堂上单纯的讲授，电影用鲜活的故事、真实的演绎，把抽象的道理转化为具象的画面，让教育变得更生动，也更容易深入人心。

顾国清：市集从筹备到落地，师父一直教我“要贴合群众需求”。我们不仅放电影，还加入非遗体验、学生作品展示，都是师父启发我“文化要活起来”。现在我带着五人团队和社区志愿者，负责市集的放映调度、细节打磨，比如控制噪音、调整片长，就是想延续师父“让每一位观众满意”的标准。

顾国清：流动放映时，我学着师父不辞辛劳，把影片送到敬老院、工地甚至偏远村落；场馆运营中，我负责藏品整理和公益放映，每周五、六的露天电影从不间断；培育新人方面，我接过师父的手，教青少年操作放映机、讲解电影故事。师父常说“电影不能孤芳自赏”，现在我们的服务辐射3个街道、8个乡镇，年观影超20万人次，看到乡亲们围在银幕前的样子，我更懂了师父坚持的意义——这是我从师父身上学到的“文化惠民”的真谛。

顾国清：师父建馆时说“电影是大家的，文化不能藏着掖着”，这句话一直刻在我心里。他不只是收藏老设备，更想让年轻人知道电影的历史、乡村的光影记忆。现在我在馆里推出“光影实操课”，带着学生们摸老式放映机、尝试简易胶片修复，就像师父当年教我那样；还培育了“光影小使者讲解员” 队伍，让孩子们用自己的语言讲红色电影故事——师父启发我，老物件不是摆设，是连接过去与现在的纽带，只有让大家亲手触摸、亲身感受，文化传承才不会断层。

顾国清：师父办文化节从不是“请”艺术家，而是用自己对电影的执着“喊”来他们。记得第一届文化节，师父带着我们提前半年筹备，亲自给艺术家写信，讲乡村电影的故事、乡亲们的期待。艺术家们来后，师父没搞复杂接待，而是直接带他们去田间地头、放映现场，让他们感受最真实的乡村。这让我明白，文化传播不用刻意迎合，真诚的坚守最有力量。现在我跟着师父参与电影节筹备，也会学着师父的样子，把乡村观众的需求、放映中的故事分享给嘉宾，让更多人了解乡村电影的价值。

顾国清：师父给我的最大启发是“传承不是守旧，是跟着时代走，贴着群众走”。师父让小银幕“走”出去，我就把它延伸到更多场景——2025年我们首创把爱国主义电影送进西山防空洞，建成教育基地，这个想法就来自师父“哪里有需求，哪里就有银幕”的理念，后来还得到了中央宣传部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的认可；师父关注特殊群体，我就细化服务，比如给幼儿园孩子放《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允许他们尽情表达，放映后再引导观影礼仪，这种寓教于乐的方式，就是师父“文化要有温度”的延伸；师父适应数字放映趋势，我就跟着优化技术，同时保留露天电影的氛围，让年轻人既体验现代观影的便捷，又能感受到老辈人的光影记忆。

徐九斤：我们已与40余家单位达成合作，包含浙江大学、浙江传媒学院、嘉兴学院等高校及桐乡本地多所院校。分工也比较明确，我们一共有三个馆子，九斤电影艺术馆由小顾负责；我主要统筹九斤电影珍藏馆与科同村九斤乡村电影记忆馆的运营工作。

顾国清：师父定了大方向，我来落地执行。我计划把师父的“红色光影记忆”研学做细，组织学生走访老放映员、收集乡村观影故事；升级“光影宣讲团”，让更多青少年加入，用他们的语言解读红色影片；还想把市集的经验复制到周边乡镇，结合当地特色搞“乡土电影市集”，既延续师父“文化惠民” 的初心，又助力乡村共富。师父常说“传承要靠一代人接一代人”，我希望能把师父的精神和项目越做越好，让更多年轻人爱上乡村电影，加入传承队伍。

顾国清：最大的收获不只是学会了放映技术，更是读懂了“一生一事”的坚守、“不计回报”的奉献。师父个人出资建馆、免费开放，四十余年不求名利，只想着让群众看上电影，这种精神已经融入我的骨子里。现在我也成了一名乡村电影放映员，还加入了全国性的影视教育协会，这都是师父给我的底气。未来，我会继续跟着师父的脚步，把“影教育人”的理念传递下去，既要守住三座场馆这个“根”，也要拓展更多服务场景这个“枝”，让乡村电影文化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既保留初心，又焕发新的生机，真正照亮精神共富之路。

顾国清：作为扎根乡村电影放映四十余年的从业者，我觉得扶持政策关键要帮基层解决“难坚持、缺传人、没助力” 的问题：

一是资金补贴要精准。基层文化多是公益属性，场馆维护、设备更新、流动放映的路途成本都不小。若能对公益放映、老藏品保护、场馆运营给常态化补贴，不用从业者“掏家底做公益”，就能少些生计顾虑。

二是助力人才传承。乡村文化怕“断代”，年轻人觉得这行累、没奔头。政策若能给“师徒结对”发带徒补贴，再给年轻从业者评职称、设荣誉激励，让他们有奔头，才能吸引更多人接过接力棒。

三是搭建资源对接平台。我师父当年推“电影进校园”、“办文化节”，都是自己找合作方、“喊”艺术家，走了很多弯路。政策若能牵头对接文旅、教育等部门，给基层文化项目背书，链接上级资源，能让我们少费力、多成事。

四是精神激励暖人心。我与师父获得过一些荣誉，这不仅是对我们坚守付出的肯定，更让乡村放映这一扎根乡土的行业，收获了应有的尊重与关注。我认为应多设面向基层的奖项，包容接地气的创新，能让从业者更有成就感，心甘情愿坚守下去。

顾国清：我认为可以通过四个方面进行操作：

一是师徒结对传帮带，手把手教年轻人放映技术、讲红色电影背后的故事，传承“服务基层”的初心，让他们有榜样可依。

二是搭建实践平台，让年轻人参与公益放映、市集运营、研学讲解，比如组织“红色光影宣讲团”，在实操中感受价值。

三是创新形式贴合年轻喜好，结合新媒体宣传、红色剧本杀、学生作品展示等，让红色电影推广更鲜活。

四是给予荣誉与成长激励，比如评定志愿星级、纳入学校思政实践学分，让年轻人觉得“干这行有奔头、有面子”，心甘情愿接过乡村电影传承的接力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