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离开北京的人才会爱上它

我曾经很讨厌北京。十年里我像一颗被拧太紧的螺丝，在城市的齿轮里吱呀作响。冬天冰冷刺骨，夏天又骄阳似火。最折磨人的是每天清晨准时上演“世界末日”大片的环路：天还全黑，我从机场高速拐上北二环，从雍和宫到西直门，车尾灯连成一片红色火海。昏黄路灯透过一团团的雾霾照下来，大家在这昏黄里一点一点挪动。我们都是末世片里的群众演员，按小时结算，靠叹气领工资。

后来我离开去了南方，但是每个月还是会回北京晃一次，在有限的几天里疯狂地去看广州看不到的展览和演出。一次去中华世纪坛看维也纳画派的展，正好碰上一位美院教授带着一群小学生来参观。教授给他们讲克里姆特的金箔与欲望，讲席勒骨感线条里的不安与真相，教他们怎么在象征性的色块里读出人性，还抛出几段艺术家的小八卦。我在旁边听得突然觉得，生活在北京其实有一种奇怪的幸福：你偶尔抬头，能直接撞见世界级的文化资源，就像在胡同口捡到一本会发光的书。

这次回来是春节前。风还是那把冷面无情的刀，可街上挂起的红灯笼把刀锋磨得暖和了一点。我站在寒气里忽然意识到，只有在这种又冷又挤的地方，春节才像个真正的节日：被人群挤着，被棉袄裹着，被热闹推着，才算过年。南方的春节很舒服，但舒服有时像一杯温水，过了就忘了味道。

我和朋友在地面冻得发硬的晚上，沿着亮马河畔慢慢走。刚来北京时，这里还是一条让人皱眉的水沟，如今波光粼粼。夏天它成了跳水和帆板的圣地。最后钻进一家酒吧，借一杯小酒给寒风打个补丁。自从离开国贸的外资公司，我很多年没来过亮马桥了。北京太大了，国贸，五棵松，上地，中关村，每个区域都足够人过完一辈子，从工作到结婚，从餐厅的微笑到物业群里的吵闹，方圆三公里就是整个江湖。

可越大，越容易把人变小。小时候看香港黑帮电影，老有庙街：《庙街豪情》《庙街十三少》，我一直以为庙街是一个庞大的区域。真去了才发现不过两百米的街道。两百米里照样有人生的起承转合，照样有爱恨算计。我们其实都被束缚在狭小的生活空间里，不是北京把我们困住，是我们自己把自己放进了口袋里。

但是我已经学会离开——不是离开这座城，而是离开那个只认得公司门口那家饭馆的自己。离开固定的通勤线路，离开习惯的抱怨，离开我以为就是宇宙中心的上地软件园。我会随机选择住在北京的不同角落，这样就会多看见一点北京。

只有离开北京的人，才会在回来的路上，突然又爱上它——它的复杂，它的笨重，它在窘迫下的体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