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离开北京的人才会爱上它
我曾经很讨厌北京。十年里我像一颗被拧太紧的螺丝,在城市的齿轮里吱呀作响。冬天冰冷刺骨,夏天又骄阳似火。最折磨人的是每天清晨准时上演“世界末日”大片的环路:天还全黑,我从机场高速拐上北二环,从雍和宫到西直门,车尾灯连成一片红色火海。昏黄路灯透过一团团的雾霾照下来,大家在这昏黄里一点一点挪动。我们都是末世片里的群众演员,按小时结算,靠叹气领工资。
后来我离开去了南方,但是每个月还是会回北京晃一次,在有限的几天里疯狂地去看广州看不到的展览和演出。一次去中华世纪坛看维也纳画派的展,正好碰上一位美院教授带着一群小学生来参观。教授给他们讲克里姆特的金箔与欲望,讲席勒骨感线条里的不安与真相,教他们怎么在象征性的色块里读出人性,还抛出几段艺术家的小八卦。我在旁边听得突然觉得,生活在北京其实有一种奇怪的幸福:你偶尔抬头,能直接撞见世界级的文化资源,就像在胡同口捡到一本会发光的书。
这次回来是春节前。风还是那把冷面无情的刀,可街上挂起的红灯笼把刀锋磨得暖和了一点。我站在寒气里忽然意识到,只有在这种又冷又挤的地方,春节才像个真正的节日:被人群挤着,被棉袄裹着,被热闹推着,才算过年。南方的春节很舒服,但舒服有时像一杯温水,过了就忘了味道。
我和朋友在地面冻得发硬的晚上,沿着亮马河畔慢慢走。刚来北京时,这里还是一条让人皱眉的水沟,如今波光粼粼。夏天它成了跳水和帆板的圣地。最后钻进一家酒吧,借一杯小酒给寒风打个补丁。自从离开国贸的外资公司,我很多年没来过亮马桥了。北京太大了,国贸,五棵松,上地,中关村,每个区域都足够人过完一辈子,从工作到结婚,从餐厅的微笑到物业群里的吵闹,方圆三公里就是整个江湖。
可越大,越容易把人变小。小时候看香港黑帮电影,老有庙街:《庙街豪情》《庙街十三少》,我一直以为庙街是一个庞大的区域。真去了才发现不过两百米的街道。两百米里照样有人生的起承转合,照样有爱恨算计。我们其实都被束缚在狭小的生活空间里,不是北京把我们困住,是我们自己把自己放进了口袋里。
但是我已经学会离开——不是离开这座城,而是离开那个只认得公司门口那家饭馆的自己。离开固定的通勤线路,离开习惯的抱怨,离开我以为就是宇宙中心的上地软件园。我会随机选择住在北京的不同角落,这样就会多看见一点北京。
只有离开北京的人,才会在回来的路上,突然又爱上它——它的复杂,它的笨重,它在窘迫下的体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