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不住人才的土壤,长不出参天的大树——从高鞅徙木立信五十金 vs 庞若名天价合同十四亿:反思我们研发生态——共品《资治通鉴》

尊敬的各位同仁：

大家好！

       今天，走进战国那段风云激荡的历史，聚焦一场改变秦国命运、影响中国历史走向的变革——商鞅变法。战国七雄逐鹿中原，秦国起初并非强国之列，却因这场变法崛起于西陲，最终奠定了横扫六国、统一天下的坚实基础。那么，商鞅究竟是何许人也？他缘何从魏国奔赴秦国？变法的核心举措又有哪些？变法成功的背后，为何商鞅本人却落得身首异处的结局？

一、商鞅离魏去秦，道尽人才遇合之重

商鞅本是魏国相国公叔痤门下的侍从官中庶子，身怀经天纬地之才，却始终未获重用。公元前361年，公叔痤病重，魏惠王亲自探望，忧心忡忡地询问：“一旦您有不测，国家大政该托付给谁？”公叔痤直言举荐：“臣门下中庶子商鞅，有惊天纬地之才，愿大王举国而听之。”

面对这番肺腑之言，魏惠王默然不语，显然并未将这个无名小卒放在心上。公叔痤见状，又进言：“若不能任用商鞅，便请杀之，勿令出境，否则必为魏国大患。”魏惠王表面应允，转身却对左右亲信感慨：“老相国病入膏肓，真是糊涂了！一会儿让我把国家交给商鞅，一会儿又让我杀了他，实在荒谬！”

随后，公叔痤召来商鞅，坦言自己“先公后私”的考量，劝他速速逃离魏国。商鞅却异常冷静，他说：“国君既不听您的举荐，自然也不会听您的诛杀之议，我不必逃走。”事实果然如此，魏惠王终究没有对商鞅采取任何行动。

魏国的不识贤、不用贤，早已不是第一次。此前，吴起便因遭排挤离魏入楚，如今商鞅再离魏国，直接造成了魏与秦、楚的实力此消彼长。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记载公叔痤“知其贤，未及进”，这短短六字，耐人寻味。公叔痤搞了吴起，不推荐商鞅，他心里没有忠君爱国，公叔痤真的是来不及举荐吗？恐怕更多的是忌惮商鞅的才华超过自己，不愿在生前让他崭露头角。这种妒贤嫉能的心态，不仅埋没了人才，更让魏国错失了崛起的机遇。孔子曾将这种虚伪、八面玲珑的人称为“乡愿”，公叔痤无疑就是这样的人——既想博得举荐贤才的美名，又怕后浪盖过前浪，最终既误了国家，也误了人才。

二、变法强秦，以制度之力聚才兴邦

      在战国七雄之中，秦、楚、燕三国有着最为悠久的历史。追溯秦国的发家史，我们能看到一段颇为光荣的开端。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邑，秦襄公因为率兵护送有功，被正式册封为诸侯，还得到了岐山以西的土地封赏。自此，秦国才真正成为周朝体系内的诸侯国。到了秦穆公时期，秦国更是迎来了一段高光时刻：他一举攻灭西方十二个戎族建立的小国，开拓国土千余里，凭借这份赫赫武功，跻身春秋五霸之列，与齐桓公、晋文公这样的霸主并肩而立。
秦献公薨，子孝公立。孝公生二十一年矣。是时河、山以东强国六，淮、泗之间小国十馀，楚、魏与秦接界。魏筑长城，自郑滨洛以北有上郡；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皆以夷翟遇秦，摈斥之，不得与中国之会盟。于是孝公发愤，布德修政，欲以强秦。
     但遗憾的是，这份荣光并没有延续下去。秦穆公之后，秦国的发展势头突然戛然而止，一步步陷入了积贫积弱的困境。这背后的原因，值得我们深思，主要有三个方面。
孝公令国中曰：“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丑莫大焉。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于是卫公孙鞅闻是令下，乃西入秦。

第一，文化落后，制度陈旧，与中原文明脱节。当时的秦国，社会发展程度远远滞后于中原各国，而人殉制度就是最典型的缩影。秦穆公去世时，竟然有177人为他殉葬，其中还包括秦国最有名的三位武士。更令人震惊的是，秦穆公之后第四代国君秦景公的墓葬——秦东1号大墓，不仅是迄今为止中国发掘的最大墓葬，面积达5000多平米，深度足足有八层楼高，更是目前发现的殉人最多的秦墓，殉葬人数高达186人。

       孔子曾痛斥“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连以木偶陪葬都要受到抨击，秦国却长期保留着残酷的人殉制度，直到秦献公时期才彻底废除。除此之外，秦国还盛行大家族共居制度，导致男女混杂、伦理混乱。即便是到了秦昭王时期，他的母亲宣太后——也就是支持商鞅变法的秦孝公的儿媳妇，竟然还能公然与义渠国国君同居。这样的事情在中原诸侯国看来是丑闻，但在当时的秦国却堂而皇之地上演，足见其文化习俗的落后。

第二，民风好私斗，国家缺乏凝聚力。秦国地处西陲，虽然民风剽悍、崇尚武力，但这种武力却没用在正途上。当时的秦国人热衷于聚众械斗，一言不合就大打出手，国内私斗成风。一个国家，如果民众只懂内斗，不懂团结，那就是一盘散沙，根本谈不上对外图强。这样的秦国，自然没有足够的凝聚力去对抗中原诸侯。

第三，治理方式落后，君权旁落，贵族专权。韩非子曾经这样评价当时的秦国：“古秦之俗，君臣废法而服私，是以国乱兵弱而主卑。” 意思是说，秦国的君臣都不遵守法令，只顾着谋取私利，导致国家混乱、兵力衰弱，国君的地位也十分卑微。当时的秦国，权力长期掌握在七八个大贵族手里，国君的废立甚至都由贵族一手操纵。这样的治理模式，使得秦国政令不畅，集权程度极低，根本无法形成强大的国家力量。

      文化的落后、民风的涣散、治理的混乱，让秦国逐渐陷入了封闭的境地。中原的读书人几乎不愿踏足秦国，中原诸侯国更是将秦国视为夷狄，连诸侯会盟都拒绝让秦国参加。曾经凭借尚武精神称霸西戎的秦国，此时已经彻底失去了与中原诸侯分庭抗礼的资本。

      面对这样的困局，秦孝公痛心疾首，随即颁布了一道震动天下的求贤令：“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封土。”这份求贤令，不仅许以高官厚禄，更许以裂土封侯，尽显秦孝公变法图强的决心与魄力。

公孙鞅者，卫之庶孙也，好刑名之学。事魏相公叔痤，痤知其贤，未及进。会病，魏惠王往问之曰：“公叔病如有不可讳，将奈社稷何？”公叔曰：“痤之中庶子卫鞅，年虽少，有奇才，愿君举国而听之！”王嘿然。公叔曰：“君即不听用鞅，必杀之，无令出境。”王许诺而去。公叔召鞅谢曰：“吾先君而后臣，故先为君谋，后以告子。子必速行矣！”鞅曰：“君不能用子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子之言杀臣乎？”卒不去。王出，谓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国听卫鞅也，既又劝寡人杀之，岂不悖哉！”卫鞅既至秦，因嬖臣景监以求见孝公，说以富国强兵之术。公大悦，与议国事。

      商鞅听闻求贤令，毅然离开魏国，奔赴秦国。但面见秦孝公的过程，却充满了波折。商鞅入秦后，足足花了两年时间，才通过秦孝公宠信的宦官获得召见。司马迁评价此事，认为商鞅“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这也成为后世攻击商鞅的一条罪状。

     商鞅与秦孝公的三次会面，堪称一段经典的治国理念博弈。

第一次见面，商鞅以道家“帝道”进言，讲论玄远的无为而治之道，秦孝公听得昏昏欲睡，事后还斥责了举荐的宦官。

第二次见面，商鞅换以儒家“王道”，阐述仁政德治的治国方略，秦孝公依旧不以为然，毫无兴趣。

第三次见面，商鞅终于祭出法家“霸道”，直击富国强兵的核心，畅谈严刑峻法、奖励耕战的具体举措。这一次，秦孝公听得入了迷，两人促膝长谈，“语数日不厌”，大有相见恨晚之感。

事后，商鞅向宦官解释：“道家帝道、儒家王道虽好，但见效太慢，远水解不了近渴。如今秦国积贫积弱，唯有法家霸道，才能迅速实现富国强兵。”他还坦言：“然亦难以比得于殷周矣。”可见商鞅深知法家之道的局限性，但在战国乱世，只有这种急功近利的方略，才能打动急于图强的君主。

卫鞅欲变法，秦人不悦。卫鞅言于秦孝公曰：“夫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甘龙曰：“不然。缘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之。”卫鞅曰：“常人安于故俗，学者溺于所闻，以此两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公曰：“善。”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不告奸者与降敌同罚。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值得一提的是，商鞅并非天生的法家。他在魏国长期生活，而魏国是西河之学的重地，商鞅深受儒家思想熏陶，身上有着浓厚的儒家色彩。是秦孝公的迫切需求，是秦国积贫积弱的现状，最终让他以法家的形象登上了历史舞台。史学家吕思勉曾评价：“在战国那样的时代，只有打动君王的心，才能赢得一展身手的舞台。吴起和商鞅，皆是此类人物中的佼佼者。”

得到秦孝公的全力支持后，商鞅开始推行变法，而他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徙木立信。商鞅在国都南门立起一根三丈长的木头，当众宣布：“谁能将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十金。”百姓围观众多，却无人敢上前——搬一根木头就能得十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众人都以为是官府设下的骗局。

商鞅见状，当即把赏金提高到五十金。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有一个人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扛起木头从南门走到北门。商鞅当场兑现承诺，将五十金亲手交到这个人手中。此事迅速传遍全国，秦国百姓无不震撼，这才知道官府言出必行，法令绝非儿戏。

关于徙木立信的目的，历来有三种说法：有人说商鞅是为了树立个人威信，有人说他是为了让百姓相信法令，还有人说这是司马光推崇的“治国在信”的体现。但宋代王安石的一首诗，一语道破了天机：“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徙木立信的本质，不是树立商鞅个人的信誉，而是树立法令的绝对权威。它向百姓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号：朝廷的政令，无论多么不可思议，只要遵从，就必有奖赏；只要违反，就必有严惩。商鞅真正的目的，是让百姓敬畏法令、服从法令，而非认同法令。这也为他日后的悲剧埋下了伏笔——他只懂以严刑峻法约束百姓，却不懂体察民心、赢得百姓的真心拥护。

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乃下令。

徙木立信之后，商鞅正式拉开了变法的大幕，其举措可以概括为两步走战略：

第一步，颁布初法令，重塑国家根基。这是商鞅变法的核心，主要包含三项内容：一是建立编户齐民制度，加强对百姓的户籍管理，实现对人口的精准掌控；

二是奖励军功、奖励耕织，规定百姓务农收成好的、参军立下战功的，都能获得爵位、田宅的赏赐；

三是废除宗法贵族世袭特权，明确“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官爵等级与田宅、服饰、仆从等待遇直接挂钩，彻底打破了贵族对权力的垄断。

第二步，移风易俗，强化制度建设。公元前350年，商鞅推行第二次变法，进一步深化改革：

一是强制分家，规定家中有两个以上成年男子的，必须分户居住，否则加倍征收赋税，这一举措不仅改善了秦国男女混杂乱居的陋习，更促进了小农经济的发展，增加了国家的赋税来源；

二是迁都咸阳，将秦国的政治中心东移，同时把旧贵族从封地迁出，便于国君直接管控，削弱了他们的势力；

三是推行郡县制，将全国小乡邑合并为31个县，县令由国君直接任免，彻底剥夺了贵族对基层的控制权；

四是废除井田制，承认土地私有，允许土地自由买卖，同时统一度量衡，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

变法的成效，很快便显现出来。

一是农业生产大幅提升，秦国粮仓充实，为长期战争提供了坚实的后勤保障；

二是打造了一台高效的战争机器，军功爵制让秦军士兵“闻战则喜”，战斗力冠绝七雄，秦国逐渐成为战国七雄中最强大的国家；

三是强化了君权，国君牢牢掌握了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大权，秦国从一盘散沙凝聚成铁板一块。周天子见状，派人向秦孝公赏赐祭肉，诸侯列国纷纷前来祝贺，秦国终于一雪前耻，恢复了秦穆公时期的荣光。
三、商鞅之死，改革者的悲歌与启示
讲到这里，我们不禁要问：商鞅变法成效如此卓著，为何他本人却没能善终？他的悲剧，究竟是个人的命运，还是时代的必然？

这正是《资治通鉴》留给我们的深刻思考。商鞅用严刑峻法推行变法，触动了旧贵族的核心利益，他们对商鞅恨之入骨；他只懂以法驭民，却不懂以德服人，百姓敬畏法令却不拥戴他；他功高震主，秦孝公在世时对他信任有加，可新君继位后，失去庇护的商鞅，便成了旧贵族复仇的靶子。

商鞅的悲剧，是改革者的悲剧，却也是变法成功的必然代价。他用自己的生命，为秦国铺就了统一六国的道路，而他的变法思想，更是深刻影响了此后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

商鞅变法的故事，像一面镜子，映照出改革之路的艰辛与不易，更让我们明白：识才、用才是国家强盛的关键，而改革不仅需要魄力和决心，更需要兼顾法理与人情。
四、以史为鉴，观照当代AI人才流失之困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两千多年后的今天，商鞅变法的启示，依然在现实中回响。

近期，刷到陈铭全先生的视频说的是“上海交大毕业生庞若鸣，早年在国内求职时，1600元的实习月薪让他在上海挤隔间、啃隔夜馒头，国内大厂开8000元月薪嫌贵，10万年薪都觉得“不值”；而远赴海外后，他在谷歌深耕15年，打造的语音合成系统论文引用量高达4.6万次，改写行业格局；加入苹果后，他执掌AI基础模型团队，啃下苹果AI半壁江山；2025年，扎克伯格更是甩出14亿天价合同，赋予他执掌超级智能实验室的权力，这份薪酬比苹果CEO库克还高7倍。

消息传回国内，有人骂他“叛徒”“投敌”，可鲜少有人追问：那个在出租屋里啃着泡面写代码的年轻人，难道不想留在国内发光发热吗？若国内有一寸能容下他梦想的土壤，他何苦远赴硅谷？

更戳心的是，庞若鸣绝非孤例。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AI顶尖人才流失率高达35%，Meta实验室59%都是华人面孔，清北交大学子比比皆是，美国顶级实验室的半壁江山，都是我们本土培养的天才。扎克伯格甚至把“挖人指挥部”开到中国，专挑顶级天才下手。”

这一幕，何其相似于当年的魏国。魏惠王因傲慢与偏见错失商鞅，如今，我们若因吝啬与短视错失庞若鸣们，失去的又何止是一个个顶尖人才？

有人骂庞若鸣是“叛徒”，可骂声再响，能骂回流失的其他核心人才吗？能骂出支撑天才成长的科研环境吗？

商鞅的故事告诉我们，妒贤嫉能的代价，是国家的衰落；而今天，人才流失的代价，是科技竞争力的下滑。14亿的天价合同，从来不是对“背叛”的奖赏，而是对15年深耕的认可，是对“尊重人才”四个字最直白的注解。

五、聚力留才，共筑天才发光的土壤

不是中国缺少天才，而是天才缺少被尊重、被包容的土壤。

商鞅变法的成功，源于秦孝公“与之封土”的诚意，源于秦国打破旧制、重塑制度的魄力。而今天，我们要留住万千“庞若鸣”，需要的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给出租屋里写代码的年轻人留一盏灯，给实验室里搞自研的学者多一点空间，给坚守创新的企业家营造更好的营商环境。

真正的超级智能，从不在硅谷的芯片里，而在每一颗被尊重、被唤起、被点燃的中国心里；真正的爱国，从来不是扣帽子，而是建一片让天才发光的土壤。

若有一天，国内能给天才14亿背后的信任，能容下放手搞科研的理想，不用我们留，庞若鸣们自然会回来。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才为基，可以固邦本。让我们以商鞅变法的智慧，聚力留才，让更多中国天才，在家乡的土地上绽放光芒！

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