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写作经历/跳槽去报社又吃回头草(33)

一九九三年，县里创办了一张没有刊号的报纸。负责筹备与考察编辑与记者工作的张老师找到我，问我是否愿意去报社工作，我几乎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因为文化馆已经不是我当年向往的文化馆，虽然工资还照旧发放，可是那种全员搞创收，以及“砸三铁”与“断奶”的口号依旧喊得响亮，我对自己的吃饭问题与生存问题感到了强烈的担忧。

如果吃饭与生存出了问题，你对文学理想的追求就大打了折扣。

我谢绝同事们的挽留，执意地调到了县报社。

后来，据文化馆的同事说，我调走之后，那个快刀斩乱麻般地将我调到文化馆的局领导非常生气，非常失望，曾经在全县文化系统全体人员会议上，没有点名地批评了我。

我听了五味杂陈，既觉得有愧于他，又觉得自己走得正确。

应该说，我很快适应了新工作，而且得到报社领导的信任，有许多的重要活动，都放心地派我参加。比如省委书记赵志浩来我们县检查指导工作；新华社总编辑南振中到我们县参观调研；县委书记带队赴北京与房山区缔结友好县区活动，等等。我都较好地完成了采写与报道任务。

虽然从事了新闻工作，我对文学的恋情依然执着，在完成采访写稿与编稿的同时，仍然抽出时间写点文学作品。

因为时间较为零散，多是写些小小说。当时发表我小小说最多的报刊是《山东青年报》与郑州的《百花园》。尤其是《山东青年报》，我几乎每隔两周就有一篇小说发表。

有一次我去省城印报纸，特地去见了《山东青年报》的编辑柳原老师，他对我说，你写的小说我非常喜欢，就是给我个三万字的中篇，我也会想方设法给你发出来。

那时候，县里对通讯报道工作十分重视，鼓励大家积极向上级报刊投稿，还制定了丰厚的奖励政策。有几个成绩优异的，每年都能拿上万元奖金，比工资多出了好几倍。

我们报社的几个同事也都踊跃写稿与投稿，唯独我一篇也没有写。

每年评先树优，同事们全是先进工作者，唯独我不是。那段时间，宣传部部长看向我的目光，都带有异样的光芒。不知道为什么，我竟然一点也不觉得难为情，还是我行我素。

我在调到县报社的那几年里，文化馆并没有断奶，大家的饭碗也没有被砸掉，县里来了个极具战略眼光的新书记，提出了全方位发展的思路与口号，文化事业也在其中。接着争取和筹集资金，给文化馆建了个四合院式的新馆。

文化馆终于从50年代建筑的老房子里搬离，有了全新的办公与活动场所。

有一天，县里召开一个什么会议，我去采访。采访完毕准备返回报社写稿的时候，那位曾经快刀斩乱麻，将我调到文化馆的局领导突然追下楼，远远地对我喊道，兴凯，你等一等，我有话对你说。

我听到喊声站下来，看见是老领导，忙问有什么事。局领导说，我想问问你，你还想回文化馆吗？

我说，问这事干什么？

他说，你如果愿意回来，我就再把你调回来！

我怔在了那里。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我都调走五年了，他还想着我，还想要我回去跟着他干。当年我从文化馆调离，已经愧对于他，他竟然不记前嫌。而且，在我调离之后，文化馆已经引进了两位分管文学创作的干部，根本就不需要我了。可是现在，他还是向我抛出了橄榄枝。

我感动了，我没有丝毫的犹豫说，只要您还要我，我就回来。

我成了一匹食用了回头草的马，又回到了文化馆。

总结五年从事新闻工作的经历，其实对于我后来的文学创作，有着深远的影响与重要的意义。我发表的中篇小说《上电视》《宿敌》《浊水深深》《民选乡长》等作品，如果没有这段经历，是无论如何也写不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