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是在我国职业教育进入系统性改革新阶段的背景下提出的，其运行逻辑既承袭了政策导向与制度安排的基本特征，又体现出职业教育改革从点状突破迈向体系建构的内在要求，主要体现在政策设计、模式创新与保障推进三重维度。其中，政策设计明确“优中育优”的方向性原则，模式创新强调“集群协同”的结构性路径，保障推进注重“多元支持”的条件性安排。
一、政策设计维度：以“优中育优”为核心
所谓“优”，一方面指产业领域的优先性，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聚焦新能源汽车、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航空航天装备等六大先进制造业，强化职业教育服务重点产业的支撑与引领作用；另一方面指主体力量的优质化，明确由头部企业、高水平学校、行业组织担任“三组长”，推动资源向关键领域和核心环节聚集。“优”的导向既回应了产业升级与技术革新的现实需求，也为职业教育改革确立了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取向。
“优中育优”的前提是“优中选优”。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强调在优质领域与优质主体中层层选拔出承担牵头责任的主体力量。其中，头部企业之所以被确立为牵头方，是因其掌握产业链核心技术与关键工艺，能够将产业前沿的岗位能力要求转化为教学标准。高水平学校被指定为主要实施者，是因其在师资队伍、课程体系和校企合作经验方面具备先发优势。行业组织则通过制定标准和开展认证，提供跨行业的公信力与协调力。可见，采取头部企业、高水平学校、行业组织“三组长”制的目的在于以“优中选优”推动“优中育优”，实现高技能人才的高质量培养。
此外，政策设计还通过清单化治理与责任化机制，强化“优中育优”的执行效能。清单化治理将宏观目标细化为可执行的任务单元，提升政策落地的可操作性与可评估性。责任化机制通过明确主体职责与强化过程监管，防止政策导向在落实过程中流于形式，确保政策目标真正转化为实践成效。
可以说，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的政策设计揭示了职业教育改革的系统性与方向性。尤其是基于“优中选优”实现“优中育优”的设计，构建了一个由高端产业引领、优质主体协同、任务机制支撑的职业教育高技能人才培养模式，标志着职业教育改革正由数量扩张走向质量提升。
二、模式创新维度：以“集群协同”为路径
政策设计回答了“为什么”的问题，模式创新则聚焦“如何落实”。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模式创新的核心在于集群协同，即通过教育集群与产业集群的有机耦合，推动人才培养模式与区域经济发展的深度互动。
第一，集群协同表现为教育链、产业链与创新链的系统融合。头部企业将岗位需求与技术标准嵌入课程开发与教材建设，高水平学校据此构建项目化、模块化课程体系，行业组织通过职业资格标准与认证体系实现成果转化与行业嵌入。这既有助于教育供给与岗位需求的点对点匹配，也可促进技能成果在技术扩散与创新链条中的再生效应。第二，集群协同体现在区域产业集聚区与职业教育基地的联动布局。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强调在新能源汽车、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航空航天装备等先进制造业集聚区建立职业教育集群，以形成“产业集聚—教育集聚—人才集聚”的同向互动。例如，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长三角地区职业教育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联动发展、苏锡常都市圈职业教育创新发展、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等，实现了产业链高度集聚与教育集群深度嵌入的有机协同，形成了跨区域、跨行业的网络化协同格局，从而凸显职业教育的系统集成功能。第三，集群协同还体现在校企合作的制度化与全过程嵌入。“三组长”制旨在推动企业深度介入人才培养全链条，从课程体系设计到教学实施，从实训基地建设到师资培训，企业均扮演核心治理角色。这不仅有助于提升人才培养的即时性与契合度，也有助于改变企业在职业教育治理中的边缘地位，推动职业教育从“学校主导”向“校企共治”转变，重塑职业教育治理结构。第四，集群协同契合系统论关于“整体优于部分之和”的结构整合原理，也符合协同论强调“多元要素互动驱动系统演化”的机制逻辑。职业教育作为嵌入国家产业体系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开放性复杂系统，其运行效率取决于教育要素、产业要素与社会要素的结构耦合程度。集群化培养并非对原有教育资源的简单集约，而是通过重构专业布局、整合产业资源、优化治理结构，实现教育资源配置方式从松散分布向结构联动转变。
集群协同通过区域集聚和产业协同，实现资源共享与要素整合，有助于提升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整体效能，为职业教育由传统的分散型供给走向高水平的体系化供给转型提供支撑。
三、保障推进维度：以“多元支持”为条件
职业教育高效运转离不开制度环境与资源要素的支撑。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实现闭环运作的关键在于其背后具备“多元支持”的保障性安排，这体现了职业教育改革的依赖性与嵌入性。
第一，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政策合力是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实施的制度前提。中央层面通过顶层设计明确总体方向与政策框架，地方政府依据区域产业结构与人力资源需求出台配套措施并投入专项资金。纵向政策协同既确保总体目标与区域执行的有效衔接，也有助于提升职业教育政策的层级联动性，避免出现“中央有政策、地方无落实”的执行断裂。第二，头部企业的深度嵌入是推动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落地的核心动力。头部企业通过提供生产性实训基地、参与课程开发、共建师资培训体系，将职业岗位能力标准导入教育过程。从治理逻辑看，头部企业的参与兼具工具理性与制度理性。一方面，通过前置性介入教育环节，头部企业能够获得更符合岗位需求的复合型技能人才。另一方面，政策设计为头部企业提供制度激励与声誉资本，使其在职业教育生态中由“外部合作方”转变为“制度内行动者”。由此，教育与产业形成稳定的共生机制，以实现人才培养链与产业价值链的耦合。第三，社会与市场的认可是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成效最终需要通过就业市场加以检验，而社会对技能型人才的评价直接影响学生的教育选择与职业认同。统一的职业技能标准、证书体系与资质认证机制，既可以提升人才可迁移性与社会认可度，也有助于增强学生学习动机与用人单位的用人信心。
保障推进维度揭示了职业教育运行的条件性与制度互嵌性特征。只有在国家政策导向、企业制度性参与以及社会市场认可的多元支撑下，职业教育改革才能实现稳定性与可持续性。（节选自《教育与职业》2025年第2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