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室闲聊时，同事提及项目部周边多家幼儿园正为招生发愁，曾经一位难求的公办学位，如今竟要靠社区推广吸引生源，部分民办园甚至因生源不足悄然关停。
这一幕并非个例，农村学校“空心化”、城市边缘校班级缩水，中小学招生困境已成普遍现象。近十年间，生源锐减与人才过剩的双重变奏悄然上演，当我们拆解出生率与大学生毕业人数的反向数据，便会发现这场教育领域的结构性变革，早已埋下伏笔，更折射出中国社会深层的发展转型。
近十年的出生率曲线，勾勒出一幅令人深思的下行轨迹。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催生了十年间的生育峰值，1786万新生儿的到来，让学前教育一度面临“学位荒”，不少家庭为抢占优质资源提前排队。
但政策红利的释放转瞬即逝，生育意愿随经济压力、育儿成本攀升而持续回落，出生人口连续六年下滑，2022年首次跌破千万大关，2025年更是降至792万，出生率仅5.63‰，创十年新低。与之相伴的是人口自然增长率的逆转，2022年我国首次进入人口负增长周期，这股“少子化”浪潮，正以每年一个学段的速度，从幼儿园向中小学逐步蔓延。
少子化带来的不仅是生源数量的锐减，更是教育生态的结构性重塑。在农村与县域地区，这种冲击尤为剧烈。大别山腹地某学区的调研数据显示，2020年至2024年，小学毛入学率从22.15%降至15.19%，初中毛入学率从32.87%跌至19.46%，大量适龄儿童随父母流向城市，留下空荡荡的教室与闲置的教学设备。
而在城市，教育资源的博弈并未因整体生源减少而平息，优质学校依旧一位难求，普通学校却面临招生困境，这种“两极分化”背后，是人口流动与教育资源配置失衡的深层矛盾。3.76亿的流动人口规模，让城镇成为人口聚集的核心，87.1%的流动人口流向城镇，既推高了城市优质教育的需求，也让农村教育陷入“生源流失—资源萎缩”的恶性循环。
与基础教育阶段生源锐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高等教育领域人才供给的爆炸式增长。近十年间，普通高校毕业生从2016年的765万人增至2025年的1222万人，累计增加457万人，年均增长约46万人。这组数据与中小学招生难题形成强烈反差，共同构成了中国教育体系的“冰火两重天”：一端是基础教育的生源“断供”，另一端是高等教育的人才“过剩”。这种结构性错位，折射出教育体系与人口结构变迁的脱节——在出生人口高峰期规划的基础教育资源渐趋闲置，为扩招扩张的高等教育规模，又让千万毕业生陷入就业红海，形成“入学难”与“就业难”的诡异并存。
更深层的社会逻辑藏在数据背后。少子化并非单纯的人口现象，而是经济压力、婚育观念、社会福利体系共同作用的结果。当育儿成本占据家庭收入的相当比例，当“鸡娃”竞争从幼儿园延伸至胎教，当年轻人对婚姻生育的认知更趋多元，生育行为自然从“本能选择”转向“理性算计”。而大学生毕业人数的激增，既是教育普及的成果，也是社会焦虑的投射——在就业市场不确定性增加的背景下，“学历内卷”成为家庭规避风险的选择，却进一步加剧了人才供需的失衡。教育本应是连接人口与社会发展的桥梁，如今却因人口潮汐的剧烈波动，陷入前端资源闲置、后端竞争过剩的尴尬境地。
面对这场人口结构驱动的教育变革，简单的“撤并校点”或“扩招缩招”都难以应对深层需求。农村地区的闲置校舍，或许可转型为社区养老、文化服务场所，实现资源再利用；城市教育资源需打破优质垄断，推动均衡配置，缓解择校焦虑；而高等教育则应告别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与专业结构优化，对接社会真实需求。更重要的是，教育领域的调整需与生育支持、就业保障等社会政策形成合力，从根本上缓解家庭育儿压力，让教育回归“育人”本质，而非竞争的工具。
这场持续十年的人口与教育变局，清晰勾勒出从生源锐减到人才过剩的转型轨迹，也照见了社会发展的核心痛点。从“抢生源”到“招不满”，从“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到“毕业即失业”，现象背后是人口结构与社会体系的深度博弈。
破解这一困局，不仅需要教育资源的重新分配，更需社会观念的革新与制度的协同完善。唯有顺应人口变迁规律，打通教育与就业、生育支持的政策壁垒，才能让教育在双重变奏中找到平衡，回归“育人”的本质初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