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索赔上百万,干AI的年轻人不敢跳槽了

去年12月底，阿龙收到了劳动仲裁法庭寄来的材料，他招来了“竞业官司”。

去年3月份，阿龙从北京一家互联网大厂辞职，随后入职了杭州的一个互联网公司。那时，前东家的AI项目已经启动两年，在阿龙看来，“跟业界主流越走越远了，差距越来越大”。他负责推理方向，基于开源代码做推理引擎。一年多以后，团队决定废弃引擎。阿龙不想成为弃子，想要换个环境，追一追最新的技术。

团队主管支持他离职。在他离开以后，陆续有7个人提出了离职，包括主管。

至于《竞业协议》，阿龙回忆，当时没有人在意。他曾扫了几眼里面的内容，“一看这么多款项，很多跟自己没什么关系，就没仔细看”。HR当时也告诉他，这份《竞业协议》“只是走个形式”。当阿龙指出通讯地址有误，对方甚至都没有改。

没想到9个月后，“形式”没走，官司来了。

阿龙有点慌，第一次细细地读，发现前东家列出了7类竞对公司：消费点评、生活服务类电商、互联网增值服务、共享出行、餐饮供应链、短视频直播、人工智能与大模型。30多家公司及子公司也被提到，如AI独角兽、新能源车企以及互联网大厂。竞业限制地域为全球。按照这份协议，他撞到了枪口上。

这份竞业协议里，补偿金为每个月工资的30%，大约2万元，竞业期限为9个月。赔偿金是350万元——5倍年薪。

作为8年的老员工，他极度信任前司，但所有的信任在这赔偿金面前坍塌了。

和阿龙相比，李志远则谨慎得多，他想尽办法避开枪口，但还是撞上了。

李志远曾在上海一家上市公司做“AI辅助药物设计”，负责蛋白质结构检测，研发AI制药领域的应用软件。

他《竞业协议》里的竞品，包括AI制药公司、互联网公司，有200多家。签协议时，他曾问过“竞业范围是不是有点广了？”HR没什么回应。

离职后找工作，为了规避风险，他绕开了竞业名单上的所有公司。仔细地回想，7年前自己刚入行时，还从事过基因测序工作。他觉得这应该是个安全的选项，没有违反竞业协议。

他给20多家做基因测序的公司投了简历。在电话面试的时候，他会提及“我正在竞业期”，也会解释“两个领域没什么相关性”。几乎都被拒绝了，只有1家在杭州的公司主动推进面试后的环节。

离职7个月之后，李志远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对方上来就质问他“为什么隐姓埋名？”他被吓了一跳，很久才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

曾经的那份《竞业协议》中，竞业补偿金为月薪的50%，1.9万元，发放两年。违反竞业协议的赔偿金也是5倍年薪，加上归还的竞业补偿金，一共索赔260万元。

“为什么是我呢？”他跟前公司谈过人情。托前同事帮忙找HR递话，得到的反馈是，“这是业务部门决定的，没办法”。业务部门之前的领导，也是给他绩效打很低的人。

李志远觉得，为了遵守竞业协议，自己已经做出了很大的牺牲。圈子里，他听说过十几个人被竞业，只有一个人是幸运儿，“这个人跟前公司的CEO关系不错，提前打过招呼。”如果没有这份协议，大家原本有上百家AI药企可以选择。

在AI领域，竞业协议不止用在老员工身上，它甚至摆在了还没毕业的大学生面前。

看着将近40页的合同，康宁有点发蒙——桌上《劳动合同》《保密协议》和《竞业协议》一字排开，后两份协议让他 “大脑宕机”。《竞业协议》上留了两个空，没填写确切的竞业期限和补偿金额。可在《保密协议》里，这些却已经写好，规定竞业期限为两年，补偿金为每月工资的30%，违反协议的赔偿金为50万元。

同时，保密金与竞业补偿金折算成基本工资，与绩效一起，在竞业开始前发放。

这是康宁第一次接触竞业协议。今年夏天，他才从通信工程专业本科毕业。临近毕业季，他在一家AI+文娱领域的头部公司实习。

在这里，他第一次体验到舒服的工作环境。可以随便吃零食，leader也没有架子，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端着电脑找到对方聊。上班一周，他每天自愿加班2小时，练习给AI写提示词。“一个人，居然能把之前一群人干的事情做到了。”公司邀请他以实习生的身份加入了核心团队，这种价值感让他上瘾。

如果没有竞业协议，这家公司就是他心目中的乌托邦。但让他疑惑的是，竞业补偿金直接和工资挂钩，而且他被告知，公司里所有成文和不成文的“秘密”，需要永久保密。

按照HR的说法，“这份竞业协议其实是一份保障”。提前签署，说明公司一定会让康宁转正。至于以后，公司一般不会真的启动竞业，“多个仇人，不如多个朋友”。

但他还是不安。如果若干年后自己因为各种原因离职呢？AI时代变化太快了，以月、周为单位迭代。一旦被竞业两年，还能去哪儿？“现在看来，国内外所有的公司都在竞业范围里。能不能把这些竞对公司写得更明确一点？”康宁问。

HR的回答温和又干脆，“这边改不了，如果你不能接受，就提离职吧”。

整个对话只有5分钟。康宁没有签合同。下班前几个小时，他办理了离职。坐最后一班地铁回家时，想到这是最后一次在这上班，他内心落寞。这里有漂亮的办公楼、攀岩墙和乒乓球桌。楼顶天窗，就像北京的鸟巢。这一天的结尾，他才发现，这是社会给自己上的“第一课”。原来，“乌托邦”里也有暗流。

踩到竞业红线的前员工，只能被迫走进法庭。在法庭上，公司与劳动者的叙述截然不同。某种程度上，就像是听两个人的故事。

阿龙回忆4月份刚刚结束的仲裁现场，他陈述了自己在前东家一路走来的历程。8年前，他作为校招生进了这家公司。他把这里当作“一个大家庭，一个承载自己最灿烂几年的地方”。经过几年的努力，阿龙的职级越来越高，年薪涨到税前70万元。

他的工作性质没有变过，一直是“从开放的社区下载源代码，给同事的想法写代码，帮助他们落地”。一开始，是为社区团购服务。AI大模型流行以后，他被抽调到新的部门。这里仍然属于“一线”。他要做的，是支持公司内部的智能客服，比如问答机器人。他和同事也留下一些“推理引擎”，简单来说是一些代码，试图为公司的新模型提供支撑。离职以前，领导决定废弃这些代码。

而公司方则讲述了另一个故事：在2025年9月，公司自主研发的AI产品发布。阿龙作为公司的大模型工程师，必然了解产品的模型、公司的算力规模和机房分布。而这些，都属于商业机密。

法庭上，双方能够提供的证据数量，也存在悬殊的差距。

在前司的律师面前，阿龙感受到一种绝对的“压制”。从前的工作文档，都只保留在公司云端。互联网公司讲究无纸化办公，员工在离职前，所有的工作文档都不能自己带走。也就是说，几乎所有信息、数据和证据，都掌握在企业这一侧。

对阿龙来说，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是部门组织架构图表和他全部的工作文档。这两者，可以直观地说明他在团队的位置和具体工作内容。但是公司没有出示。

为了说明阿龙是“算法工程师”，前司律师截取了工作文档里的一部分，展示几页引擎代码。阿龙反驳，“这东西已经被废弃了”。

但“废弃”本身无法被证明。这几乎是个死胡同：“作为前员工，无法证明自己不涉密。”阿龙说，他能做的，只有口头阐释。

在竞业协议的官司面前，作为弱势一方的当事人和律师有着相同的困境——到底什么算商业机密？

清明节假期第一天，李志远的竞业案件一审开庭。质证过程针锋相对，涉及到技术概念，文科背景出身的律师和法官，听得“云里雾里”。最懂技术的是李志远，但是，他不熟悉法律争议的重点，也没有太多时间详细阐述。

前公司的叙述中，这是一个骗取竞业补偿金的犯罪故事。李志远作为一名“高级科学家”，却失去了诚信，匿名入职另一家公司。在陈述环节，李志远记得，对方最后一句话是“行为太恶劣了”。

而在李志远的故事里，他没有资格接触称得上商业秘密的东西。他只是一个熟练工人，由于从事AI行业，在市场上相对稀缺。

阿龙和李志远的代理律师都是吴士刚。他认为，两个人的官司都很有挑战性。吴士刚也在思考，一个技术人员是否该被竞业，什么认定标准才是公允的？

商业秘密的法律定义为：“秘密性、价值性和相对保密措施。”什么样的技术具有保密价值，什么样的技术没有？从法院案例看，法官一般推定，技术研发人员均默认负有保密义务，只要技术没被公开，便可以认定知悉技术秘密。

吴士刚认为，也许从法官的角度看，“研发人员只要搞技术，就推定他（她）知道技术秘密，进而推定这个人在竞争公司工作的时候，可能泄露大模型的技术秘密”。

然而，对于一线基层程序员而言，如果员工从外卖公司跳槽到共享单车公司，他很有可能既不了解外卖，也不了解共享单车。

吴士刚认为，目前司法案例大都认定程序员属于适格的竞业主体。但是，阿龙在公司所做的技术路线完全被公司放弃，没有取得有商业价值的技术成果，没有技术秘密需要保护。因而，公司不该限制阿龙再就业。

那天下午，质证环节持续了4个小时还没结束。傍晚6点，法官敲响锤子，宣告暂时休庭。李志远听见法官说了一句话：“你们这个技术领域太专业了，完全听不懂。”

走出法院，吴士刚告诉他，想要打赢，还是要拼一把。想让法庭认定不属于竞业人员，很难实现。重点在于两家公司是否有实质竞争关系，关键看双方的证据是否充分。

一个悖论出现了：能被索赔的，都算不上顶级的人才；真正与商业机密有关系的人被挖走，往往不必自己赔钱。

老麦在2000年初入行，接连见证了房地产与移动互联网的火爆。在他看来，就业市场从来没有像今天一样“冰火两重天”——很多行业不景气，降薪、裁员，而但凡涉及到AI，人才流动就是翻倍地涨薪，炙手可热。“AI不仅是一个行业，而是一种生产力，它正在重塑所有的行业。”

今年年初，脉脉高聘发布了一组数据：2026年1月至2月，国内新发的AI岗位数量同比增长了12倍，占整个新经济领域岗位的26.23%。也就是说，每四个新岗位里，就有一个跟AI相关。

薪酬水平方面，AI领域新发岗位平均月薪达到60738元。这意味着，在这个领域里，“年薪百万”成了常态。

老麦开了一家只服务AI领域的猎头公司。2025年，公司推动了2000名AI人才跳槽。他估算，这里有不到10%的人无需自身承担竞业赔偿——下家把所有赔偿金都“承包”了。此外，新东家还会支付“签约金”，如果在下半年签约，耽误对方拿年终奖，也会一并补偿。

老麦说，这些人绝大多数来自大模型领域。人才供给的稀缺，让各大公司出价极高。这些人才的加入，也撬动了公司庞大的资源，相比于算力、硬件投入、团队配置，人力成本只是一个很小的因素。对公司来说，必须要用最好的人去匹配投入巨资的项目。

为了寻找顶级人才，老麦不仅要看学历背景和履历，还要考察对方的“胜任力”——也就是说，人才到公司以后，是否真的适用，能不能带着团队“成事儿”。

业界有名的大咖毕竟有限。很多猎头已经开始潜入校园寻找“潜力股”，工作8年的猎头小樱已经开始进入清华大学的校园，还想尽办法进了清华计算机系的校友群，随时观察每一位“校友”的动向。

和这些人打交道的一个细节是：他们往往不怎么回消息，即便回复，也是寥寥数字。一旦他们开始给小樱发送表情包了，这就是初步建立信任的信号。

如果能有幸通上电话，除了交流行业信息，小樱都会补上一句，“说句实在话，大家的花期都蛮短的。”

这也是她看到的趋势——28岁左右博士毕业，30岁在职场站稳脚跟。如果没有遇到很好的机会，极有可能在35岁遭遇职业危机。这些人才的路径高度相似：在AI人才市场里，新人每年都在冒头，而从中国香港或全球其他地方的大学毕业的人，从谷歌实习回国的人，只会越来越多。

不过，不计代价挖人，不惜血本砸钱，终究只是针对极少数人。对于金字塔中段的AI人才来说，赔偿金还是一笔不小的负担。但新东家往往能承担一部分。

熟悉竞业官司的律师崔灿介绍，赔偿金额通常在两倍年薪到五倍年薪之间，从一两百万到上千万不等。新公司能为这部分人才背负的数额，也就是50万元至100万元。

老麦补充，这种“帮助”有个隐含的前提，那就是人才不会再次跳槽。倘若人才在新公司工作一段时间以后，再次被挖角，此前支付的赔偿金必须要全额退还。

而面临巨额索赔的，大多数是AI领域的基层员工。崔灿认为，现在在AI行业，竞业协议的覆盖范围有全员化的趋势。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竞业限制的人员，限于用人单位的高级管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和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

2026年前4个月，已经有几十人找到崔灿咨询AI行业竞业协议问题。他们大多是二十七八岁的年轻人，都在大厂核心AI 团队或六小龙公司工作。学历也类似，都从知名院校毕业，拥有国外留学背景、国外大厂实习经验，在校期间基本从事相关领域研究。

崔灿也接了10个AI领域的竞业官司，让他感慨的是，8个当事人都只是普通员工，包括程序员、AI产品经理、AI产品运营等。他们往往在一个宏大的AI项目之中，扮演基层螺丝钉的角色。看上去他们的薪资不低，实际上，“基本只干自己那一块儿，没有怎么深度参与过项目”。

而这些人，被定义成了“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

目前，他的所有案子都在上海长宁、北京海淀、杭州余杭或者深圳南山开庭。诉讼时间大约一年半，所有案子都还没有出结果，最早要等到明年。

一个案子让他感觉很无语。一位来自大厂的当事人，在 AI 部门只待了3个月，刚毕业就碰上了裁员，入职了新公司，又被起诉违反竞业协议。前公司律师称，这个年轻人非常优秀、非常重要。当事人很费解：“如果他们真的认为我‘非常优秀，非常重要’，为什么要裁掉我？”

荒诞感扑面而来。崔灿感觉，表面的安慰没什么用了。他试着分析现实：“哥们儿，好好干吧。至少先把钱攒下来。我帮你打官司，看能不能胜诉，至少咱们把赔偿金打下来，少赔点钱。”

从法律的视角看，还有另外一种“逃离”竞业协议的方法。

律师郑曜灵曾经收到一份跨国跳槽的咨询。一位大厂的算法工程师，在离职后打算去国外发展。尽管竞业协议范围是全球领域的竞对企业，从协议角度看，这位算法工程师明显违约；可对公司而言，打官司的性价比实在不高，启动竞业官司概率很低。因此，“有时候，物理距离可能是对抗竞业有效的手段”。

这点Vincent很了解。2023年，他从中国一家大型互联网公司离职，以资深算法工程师的背景，创办了一家Agent跨国公司。这几年，他在澳洲、中国和美国来回飞。

2023年，美国加州宣布，员工离职后的任何竞业禁止条款都是无效的。这项政策加速了OpenAI、Meta、Google等大厂之间的人才流动。

在Vincent所在的行业圈子，一个AI项目的普通员工离职，不会签《竞业协议》，主要看自己职业道德。对于掌握核心秘密的高管来说，一旦跳槽，前公司可能希望签《竞业协议》。为此，公司开出的竞业补偿金不会低于每月薪资，甚至达到原有薪资的几倍。

可阿龙和李志远们没有去国外发展的计划，他们拿到的竞业补偿金只有月薪的30%-50%，面临的追偿却是年薪的5倍。

从互联网大厂的架构来看，找领导已经不奏效了，竞业官司已经流转到法务部门。阿龙现在才明白，“不要把公司拟人化，其实没有什么人情可谈。”他马上求助现任东家，请求公司介绍律师。在一切还没有明朗之前，他没有把消息告诉任何人，包括妻子。“说了也没用，只会让她担惊受怕。”

那两周，当妻子入睡后，阿龙总会打开社交媒体搜索“竞业”。他刷到大量关于竞业官司的帖子。这些人跟他情况相似，大部分来自互联网大厂。从来没有人赢过。

350万元，5倍年薪。这两个数字总在阿龙脑子里盘旋。他总在想，在前司工作那8年，他总计有没有赚到350万元？“合着我工作了8年，白干？”

前司的AI项目刚刚起步时，阿龙也步入了人生的新阶段。他跟相恋多年的女友结婚，俩人在昌平区买了一套三居室。妻子以前在互联网公司上班，最近转入一家国企。扣除每月1.5万元的房贷，两个人的收入能满足日常开销。还能靠年终奖攒一攒钱，每年大约能存下20万元。

他开始盘算偿还竞业协议的违约金了：两个人即使再拼命工作、再节俭，还清350万元也要至少花十年。“加上利息，这笔债务比房贷还要高。”

那段时间，每天早上醒来之后，阿龙的枕头上都会多二三十根头发。妻子打趣：“你是不是老了？是不是要秃顶了？”阿龙勉强笑笑，“可能最近皮脂分泌挺多”。

同样晚睡的还有李志远。七个月前，李志远刚刚收到仲裁结果。法院驳回前公司260万元赔偿金的诉求，将其改为130万元。

听到这个数字的时候，李志远也算了一下，自己以前月薪到手两万多元，130万元，相当于近4年白干了。

竞业协议生效时，他也恰好跟女朋友领证。女朋友刚毕业，还没找到工作。为了迁就李志远的新工作，两个人把新家安在了杭州。下一步的规划就是买房、生孩子，哪个都需要钱。可他以前工作五六年，花钱大大咧咧，没攒下太多。“以后要工作多少年才能把钱还上？”面对妻子的问题，他也没有答案。

正在筹备的新生活不知道还要不要按规划走下去。一句视频里的话击中了他，“有些事情，可能对于从业者来说只是一个案子。对于当事人，那就是一生”。

最近，他经常做梦，最常做的梦是关于高考的。他梦见高考失败了，他在哭，家里人围在他身边，骂他。醒来以后，庆幸这只是一个梦。

但和“高考失利”相比，现实的境遇或许更加窘迫，因为他工作的黄金期也没有几年。

对于所有的竞业案件当事人，崔灿都建议对方考虑成本问题——不仅是物质上的，还有精神上的。即使员工身处高薪行业，但是本质上还是“高级牛马”。如果对方不是特别傲慢，也许不必“奋战到底”。在他看来，“最理想的结果就是（当事人）以较低金额和解，把自己从竞业的沼泽中拔出来”。

李志远也有过两次类似的机会。去年7月，仲裁结果判定，李志远有可能泄露前公司的商业秘密，应当赔偿130万元。法律规定，当事人有15天来考虑是否接受仲裁结果。如果不接受，可以自行上诉。仲裁结束以后，法院牵头双方谈判和解。

对他来说，这可能是扭转命运的15天。他态度诚恳，承诺把竞业补偿金全部归还，一共14万元。如果再多赔十几万元给公司，他也能接受。

前公司法务回复，多赔十几万元远远不够。和解可以，但是公司的损失换算成钱，大约80万元。因此，李志远必须从新公司离职，同时赔付50万元。余下的30万元，由尚未兑现的竞业补偿金覆盖。

这也意味着，他不能入职新公司，也没有补偿金托底，需要以“免费竞业”的方式撑到合同失效那天。那一天，是今年的10月8日。

李志远的第一反应是“凭什么”。家人劝他让步。妻子说，“你的头太硬了，这样不行，只要低头、认个错就好了。你能不能为身边的人想一想？”那15天里，李志远和妻子、父母一直争吵。没有人理解他为什么不想答应。

“要不就和解了吧！”在这场不对等的纠纷里，博弈才是最可行的方式。几天以后，他回复前公司：可以接受，只是能不能让法院出一个调解书？他没有料到，对方仍然不同意。法务表示，“只能接受私了。”也就是说，这场竞业纠纷外部看到的结果仍然是李志远赔偿130万元。假如对方反悔，到时候连上诉的机会都没有了。他不敢答应。

第二次想办法和解，是在一审首次开庭之后。法院再次牵头公司和李志远谈判。他记得，对方法务的原话是“你必须（从现在的公司）离职，才有调解的可能”。

李志远又一次选择拒绝。他不能失去当下的工作。有两个前同事，一个人被竞业一年，因为家底厚，干脆在家里躺平。还有一个人，花一年时间才拿到了新的offer，是芯片行业，完全跨行。一旦离职，很难再次找到合适的工作。那样，自己可能连偿还的能力都没有了。

在新公司上班的头一周，李志远发现，这个行业早已变化。7年前学“基因测序”时，那些知识已经用不上了。现在，测序技术升级了，适配的AI也变了，都在深度学习。而他的知识储备，只能应付最基础的数据处理工作。

他发现同事时不时冒出陌生的术语，他听不懂。业务问题的讨论他也插不上嘴。上班7个月以来，他每周都至少有两天加班到晚上10点，啃最新的文献。现在总算见到了成效，可以无障碍地和同事讨论业务。

对于阿龙来说，他也逐渐能够接受“少赔点钱”的方式和解。他算了一笔账，如果按照两倍年薪去赔偿前司，自己则需要工作三年攒钱。“总不至于十几年都白干。”如果结果很不乐观，“那就走一审，如果一审不行，那就走二审”。

他愿意接受案件的悬置。妻子提醒他，“现在滥用竞业（的情况）这么严重，可能拖一拖更好。也许哪天就有新的法规出现。拖得越久，胜算越大”。

只是，潜在的债务问题依然影响着生活，“就像一把悬在头顶的剑还没落下”。

为了准备赔偿金，夫妻俩首先暂停备孕计划，节省最大头的开支。阿龙还发现，经常买衣服的妻子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停止网购。以前，家里平均一周有7个快递，现在每个月平均有一两个。阿龙愧疚，想说点什么，又不知道从何说起。一开口，就想起自己还是有官司的人，“什么都承诺不了”。

生活的标准也一降再降。以前，阿龙和妻子每个五一、清明和国庆节都会去旅游，一定要离开北京，去云南或者出国游。今年的五一长假之前，妻子说，“算了，想到还要赔钱，就不想出去了”。

最近几个周末，两个人没有任何消费的计划。如果在房子里待得憋闷，就出去走走、晒晒太阳。

让他印象深刻的，是一个狼狈的下午。在那个周日，两个人在颐和园闲逛了一上午，准备在北门旁边的山顶歇歇脚。刚坐下，突然刮起一阵大风，吹得花粉在空中弥漫。两人赶紧下山。没想到，半路开始下雨。两个没有伞的人只能加快步伐，手拉手在雨中跑了起来。

那一刻，他终于感受到几分快乐。一次次失去之后，他像是从心灵的低谷触底反弹，重新拥有看待生活的视角。他想到，“幸好还有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