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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指导案例:主播跳槽,违约金如何认定?

  • 2026-09-03 14:26:59
最高法指导案例:主播跳槽,违约金如何认定?
主播纠纷

指导案例第189号解读

RIGHTS PROTECTION
01
基本案情

2018年2月28日,上海熊猫互娱文化有限公司(熊猫直播平台)与主播李岑、经纪公司昆山播爱游公司签订了一份《主播独家合作协议》。

协议约定:李岑在熊猫直播平台独家进行“绝地求生游戏”的第一视角游戏直播和游戏解说,合作期限为一年(2018年3月1日至2019年2月28日)。

违约责任条款约定:未经熊猫公司同意,李岑或经纪公司擅自终止协议或在竞品平台上进行相同或类似合作的,构成根本性违约,经纪公司应向熊猫公司支付以下赔偿金:(1)熊猫公司累计支付的合作费用;(2)5000万元人民币;(3)熊猫公司为李岑投入的培训费和推广资源费。李岑对上述赔偿承担连带责任。

截至2018年6月4日,熊猫公司为李岑直播累计支付合作费用约111万元。

转折发生在2018年6月:2018年6月1日,经纪公司向熊猫公司发出催款单,催讨欠付李岑的两个月合作费用。6月27日,李岑发布微博称将带领直播团队至斗鱼平台直播,并公布了直播时间及房间号。6月29日,李岑在斗鱼平台进行首播,经纪公司也在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发布了直播链接。

2018年8月24日,熊猫公司提起诉讼。一审审理中,熊猫公司将诉讼请求调整为:判令两被告支付违约金300万元。经纪公司则提起反诉,要求确认合同于2018年6月28日解除,并要求熊猫公司支付拖欠的合作费用。

02
判决结果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16日作出一审判决:

  1、经纪公司支付熊猫公司违约金260万元;

    2、主播李岑对上述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3、熊猫公司支付经纪公司2018年4月至6月的合作费用186,640.10元。

李岑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1月12日作出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合同约定5000万违约金,熊猫公司主动降至300万起诉,法院最终判赔260万。

03
典例意义
典例意义

本案的核心价值在于:明确了网络主播违约跳槽时,违约金应当如何认定的裁判规则。

第一,明确独家合作协议的法律效力。

法院认定,《合作协议》系三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有效。主播未经平台同意在竞争平台直播,构成违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同时,法院明确否认了双方构成劳动关系的抗辩。主播主张双方是劳动合同关系,但法院认定这是平等的商事合作关系,不适用劳动法的保护规则。

第二,确立了违约金调整的裁判标准。

这是本案最具指导意义的部分。

《民法典》第585条规定,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予以适当减少。但问题在于:网络直播行业中,主播违约给平台造成的实际损失很难量化,平台前期投入的带宽、推广资源、流量扶持等,很难用具体数字衡量。

本案法院的裁判思路是:对于公平原则的适用尺度,应当充分考虑网络直播这一新兴行业的特点。平台在运营中通常需要在带宽、主播上投入较多前期成本,而主播违约给平台造成损失的具体金额实际难以量化。

如果对平台苛求过重的举证责任,则有违公平原则。 因此,法院没有要求平台精确举证每一项损失,而是综合考量以下因素,酌情确定违约金:

  • 主播在平台获得的实际收益(约111万元);

  • 合同剩余履行期间(约8个月);

  • 双方违约及各自过错大小(熊猫公司存在拖欠费用的问题);

  • 平台能够量化的损失;

  • 平台已对约定违约金作出的减让(从5000万降至300万)。

最终,法院将违约金调整为260万元。

第三,为直播行业违约金纠纷提供了可操作的裁判指引。

最高人民法院将本案作为指导案例发布,明确传达了以下裁判规则:

网络主播主张合同约定的违约金明显过高请求予以减少的,在实际损失难以确定的情形下,人民法院可以根据网络直播行业特点,以网络主播从平台中获取的实际收益为参考基础,结合平台前期投入、平台流量、主播个体商业价值等因素合理酌定。

这一规则对主播和MCN机构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对于主播而言,签约时的实际收益水平,将成为未来违约时法院酌定违约金的重要参考。动辄千万的“天价违约金”条款,在司法实践中将受到严格审查。

对于MCN机构而言,合同约定的违约金并非越高越好。超出合理范围的约定,在诉讼中可能被大幅调低。更重要的是,保留前期投入的证据、量化主播的商业价值,将有助于在违约金认定中获得法院支持。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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