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顶尖研究员跳槽到华为引发德国政府警觉看目前德国对中国的科技忌惮

一位弗劳恩霍夫协会的顶尖研究员转投中国华为公司。德国研究部称此事令人担忧，并正思考由此带来的后果

柏林讯 ：

这是一则在联邦政界引起轰动的人事变动：自本月初起，一位德国顶尖研究员开始为中国电信设备供应商华为工作。正如他本人在社交媒体上宣布的那样，他未来将领导位于英国伊普斯维奇的光学芯片研发部门。这位物理学家此前不仅是柏林工业大学的教授——据校方称，他于2月28日"主动请辞"——他还曾担任弗劳恩霍夫协会(Fraunhofer Gesellschaft)海因里希·赫兹研究所（Heinrich-Herz-Institut, HHI）的负责人。这个由税收和商业订单资助的研究所是欧洲应用研究领域最重要的机构之一。赫兹研究所自称在移动与光学通信网络、视频信号编码及数据处理研究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正是这一技术领先地位可能因该研究员的跳槽而面临风险。因为这位科学家未来将在同一研究领域贡献其专长——只不过是为华为、为中国服务。政界对此人事变动深感忧虑。

如今萦绕在许多德国政界人脑海中的问题是：随着这位研究所负责人的跳槽，宝贵的专业知识是否会流向中国？华为不知何时被欧盟委员会列入研究资助黑名单、且总理弗里德里希·默茨（Friedrich Merz）希望将其排除在未来移动通信网络建设之外。德国联邦研究部在回应《商报》询问时做出了异常明确的回应。一位发言人表示，此事"令人担忧"。原则上，从学术界转向经济界并无不妥。"然而，人事变动不应导致由国家资助的涉及安全相关的研究成果最终惠及系统性竞争对手。"

联邦宪法保卫局局长西南·塞伦（Sinan Selen）在柏林一次会议间隙向《商报》表示，信息外流可能通过企业收购、间谍活动或关键人员跳槽等方式发生。他说："我完全理解联邦政府对此表达的担忧。"

研究部暗示，此案将产生政治影响。发言人表示，目前正在"制定并讨论关于加强研究安全的各项建议"。例如，联邦与各州已在去年年底达成一致，将成立一个研究安全平台。此前尚不明确的是，这个安全部门也参与其中的机构是否将为高校和科研机构制定具有约束力的规定。 主张严格监管的人士认为，他们的论点现在得到了有力支持。

因为华为的这起人事变动，发生在一场持续数年的关于中国科技公司安全风险的辩论背景之下。德国人担心中国可能在其系统中预设后门，以便在危机情况下操纵或使IT和电话网络瘫痪。华为自身则追求"打造全覆盖、智能的世界"，并大力投资于基础研究。

默茨欲将6G移动通信网与中国隔绝

德国负责安全的政客们对此人事变动也反应激烈。基民盟议员罗德里希·基塞韦特（Roderich Kiesewetter）向《商报》表示："我对这类人事变动，以及总体上与中国的科研合作，都持高度批判态度。中国被认为是经济和科技间谍活动方面最大的威胁，并在过去几年里对德国技术和专业知识表现出越来越浓厚的兴趣。"

社民党联邦议院党团数字政策发言人约翰内斯·谢茨尔(Johannes Schätzl）也向《商报》表示："我确实对这次人事变动持批评态度，尤其是在关键技术和地缘政治敏感合作领域，存在专业知识可能外流的合理疑问。"

海因里希·赫兹研究所致力于开发最先进的通信和移动通信网络技术。它推动着对未来应用至关重要的关键部件的研究，例如用于自动驾驶、远程医疗和物联网等领域。

联邦政府在上个立法周期已决定，逐步将华为和中兴的某些产品从德国5G移动通信网络的关键部分移除。总理弗里德里希·默茨去年曾为这一决定辩护，并宣布在下一代6G移动通信网络中，将完全不使用来自中国的组件。早在2019年，德国联邦情报局就已警告过华为技术，联邦宪法保卫局也曾表示过担忧。华为驳斥了这些指控。

安全政策专家基塞韦特（Kiesewetter）则指出，华为作为一家中国企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情报法》，有义务与中国安全和情报部门合作。这位基民盟政治家表示："我们知道中国有着长期规划，并在我们的网络中安装组件，以便在适当的时候利用它们来对付我们。"5G移动通信网络是"我们经济的中央神经系统"。

绿党议会党团副主席康斯坦丁·冯·诺茨（Konstantin Von Notz）就这一人事变动向《商报》表示："虽然此次跳槽在法律上可能无可指摘，因为这里没有竞业限制条款或类似规定，但这无疑留下了令人不快的余味。"

事实上，并没有规定可以禁止此类人事变动。拥有3.2万名员工、年营业额超过30亿欧元的弗劳恩霍夫协会有自己的内部规定，就如其主席霍尔格·汉塞尔卡（Holger Hanselka）在接受《商报》采访时解释的："我们与研究所负责人签订的聘用合同中包含保密条款。"这些义务在离职后仍然有效。

据弗劳恩霍夫总部称，海因里希·赫兹研究所不属于"受保密保护"的研究所。因此，不对员工进行安全审查。一位发言人应询表示，跳槽到经济界也没有竞业限制期。该研究所与华为有合作关系。

汉塞尔卡主席在采访中强调，如今与中国合作的评估比过去更为严格。每一项合作都会"在质量保证流程中得到全面"审查。在此过程中，弗劳恩霍夫特别关注那些存在专业知识外流风险、涉及敏感关键技术的领域。十年前，与中国的伙伴关系还不是问题。"今天，它们可能成为问题。"

德国推动制定安全相关的人事变动规

德国研究部已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部长多萝特·贝尔（Dorothee Bär, CSU）曾在二月公开宣布，已向中国提交了一份未来合作的"共同规则框架"。不过，应询时该部仅表示正在"与中国对口部门交流"，并未透露此类"与国际伙伴的机密谈话"内容。

此案的一个可能后果是，禁止敏感领域的顶尖研究员进行某些合作。例如，弗劳恩霍夫协会主席汉塞尔卡就要求制定"具有约束力的清单"。"清单上必须写明，德国的研究机构不得与哪些国家、组织和企业就哪些关键课题进行合作。"

绿党政治家冯·诺茨主张制定明确统一的规则。这些规则应适用于那些后来为威权统治国家公司工作的"最高机密持有者"。他表示："鉴于间谍和破坏活动带来的威胁急剧增加，所有关于迫切需要提高国家主权的空谈之后，最终必须付诸真正的政治行动。"他表示，这个问题早已为人熟知，但迄今做得还不够。"当前的案例再次说明了这一点。"社民党政治家谢茨尔对此表示赞同。

华为自身驳斥了所有批评。华为德国的一位发言人向《商报》表示，高素质研究人员在公共研究机构和私营企业之间流动是"完全正常的情况"。

由此可见，欧洲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的科技忌惮已经达到相当的高度，这与近些年中国惊人的发展变化分不开。这让我想起童年的往事，就好像上初中同一个班级里的两个孩子A和B， A的成绩一直很优秀，B则处与上升和赶超期，也希望像A那样优秀，所以经常跟A取经或讨论问题，向A请教，后来B真的超越了A成为第一名，但这之后一切都变了，当B再向A请教时，A以不会为借口拒绝再和B讨论，因为在A内心深处已产生了忌惮，害怕永远落在B的后面，同时认为B夺走了自己的东西才有了今天的成绩。人都是自私的，不能允许别人比自己过得好。所以放在两个国家也是同理，差距大时可以结成友好关系，一旦超越必定带来嫉妒和忌惮。唯有自强，远远地把对手甩在身后，才能迎来尊重与仰望。

                                                                   部分内容源自2026.03.20德国《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