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大学堂作为清末中西会通的教育典范,早期通过中斋育传统英才、西斋培实业骨干的双轨模式,培养出一批批影响山西乃至全国近代化进程的杰出人物。尤其是西学专斋选派的留英、留日学生,以及中学专斋深耕传统学术的学子,毕业后在工业、矿业、教育、革命等领域发光发热,成为推动时代进步的重要力量。以下结合史料记载,列举数位代表性人物及其贡献,还原百年前山西大学堂的人才培育成果。
一、留英归国:撑起山西近代工业与矿业的技术脊梁
山西大学堂西学专斋自1906年起,在李提摩太推动下,先后选派三批官费生赴英留学,专攻矿冶、制革、土木工程等实用学科。这些学生归国后,将西方先进技术引入山西,直接奠定了山西近代工业的基础,其中以李建德、杨朝相、王宪、兰锡魁为代表。
1. 李建德:中国近代采矿学奠基人,山西矿业规范化的开拓者
1902年考入山西大学堂西学专斋首届,1906年以“大清举人”身份成为山西省首批官派留英学生,赴英国伦敦帝国大学攻读采矿学、测量学与冶金学,获硕士学位。在英期间,他实地考察英国矿山,系统掌握竖井开凿、机械通风等核心技术,甚至参与英国煤矿的地质测绘项目,积累了远超同期国内学者的实践经验。
1912年回国后任汉冶萍矿务局总工程师,主持湖北大冶铁矿、江西萍乡煤矿技术改造,引入西方机械采矿设备,将大冶铁矿产量提升40%,使萍乡煤矿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机械化煤矿之一,打破外资对高端矿业技术的垄断。
1918年任山西矿务局总顾问时,首次用地质测绘+化学分析的科学方法勘探大同煤田,绘制出山西首张现代煤矿地质图。他力主将重要矿产收归国有,反对英国福公司掠夺矿权,在保矿运动中通过技术论证,证明山西本土企业完全有能力自主开采煤炭,为赎回矿权提供关键科学支撑。
他长期担任山西大学工学院教授,创建矿业工程系,设立国内首个高校实习矿井,编写的《采矿学》教材被全国13所高校采用。出版《中国矿业调查记》《山西大同煤田勘查记》等著作,提出先煤铁后金银的科学开发顺序,成为民国时期矿业发展的指导手册,其国家主导矿业的理念在新中国成立后被纳入资源管理体系。
2. 杨朝相:山西近代制革工业开拓者,实业教育的践行者
1881年生于临汾尧都区,1902年考入山西大学堂西学专斋化学科(第四期),1908年毕业获举人功名,1911年通过学部考试获进士出身,同年赴英国利兹大学专攻制革技术,成为山西首位系统学习现代制革科学的留学生。在英期间,他掌握了“铬鞣法”等核心工艺,实地考察利物浦制姆登制革厂,记录下从生皮处理到成品检验的全流程操作规范。
回国后任山西陆军粮服局制革科技师,引入英国“铬鞣法”替代传统植物鞣制工艺,使皮革耐水性提升60%、耐磨度增加3倍,他主持研制的军用皮鞋,在北伐战争中被国民革命军广泛使用,耐用性远超同期进口产品。针对山西丰富的羊皮资源,开发出山西滩羊皮鞣制工艺,让粗糙的滩羊皮变得柔软细腻,交城滩羊皮由此成为全国闻名的特产,1919年出口量达60多万张,产值占山西毛皮业的1/3。
他编写了《制革工艺操作规程》,建立12道标准化工序,被华北地区制革行业普遍采用,推动山西成为民国时期北方制革工业中心。研发“植物-化学结合鞣制法”,利用山西本地的橡碗子、五倍子等植物鞣料,降低对进口化学品的依赖,该技术被写入《山西省实业发展规划》,成为民族工业技术自主的典范。
他担任山西工业学校制革部主任教员时,主持制定制革专业课程大纲,引入英国利兹大学教材与实验设备,设立实习工厂,带领学生参与皮革鞣制、染色全流程操作。1918-1937年间,该校制革专业培养300余名毕业生,多数成为山西各地皮坊的技术骨干,抗战时期他还改良“窑洞鞣制技术”,为八路军生产军靴、马鞍等军需物资,用技术支援敌后抗战。
3. 王宪:山西大学工学院奠基人,采矿与外交双领域精英
1884年生于宁武名门,1902年考入山西大学堂西学专斋预备科第一期甲班(首批西斋学生),1906年被选派赴英国伦敦大学采矿科留学,1913年获采矿学士学位。在英期间,他不仅精通采矿技术,还因寄宿英国画家家庭,练就流利的英语与外交能力,与英国妻子爱伦·派克共同翻译西方著作。
1914年任保晋总公司矿师,精准测绘阳泉剪子沟、铁炉沟、燕子沟三大矿区,将分散的小煤窑合并为29平方里的规模化矿区并立案,奠定山西近代煤炭工业规范化开采基础,使阳泉成为山西煤炭出口的核心枢纽。
1917年任山西大学工科学长,创建完整的采矿、冶金、机械、电气工科体系,建立国内首个高校冶金实验室,引进英国“理论+实验+实践”的教学模式,每周授课36小时(远超当时国内标准),延揽多位留英学者任教,使山西大学工学院成为华北工科人才培养基地,培养出山西第一代现代土木工程师与采矿技师。
1918年山西爆发肺鼠疫时,兼任防疫委员,因防疫有功获北洋政府“六等嘉禾章”;1924年作为阎锡山代表,赴天津陪同孙中山先生,负责英文翻译。1928年任平奉铁路管理局局长,推动铁路与矿业运输的衔接,抗战时期还任国民政府财政部烟类专卖局副局长,用专业能力服务国家战时经济。
4. 兰锡魁:土木工程教育家,太原城市规划的奠基人
1883年生于河津(今属万荣),1905年毕业于山西大学堂西学专斋获举人学衔,1907年赴英国格拉斯哥工学院专攻土木工程学,获硕士学位。在英期间,他不仅完成学业,还在英国工厂与铁路公司实习两年,掌握三角测量、水准测量等精密技术,甚至参与伦敦地铁支线的勘测工作。
1920-1922年兼任山西公路局副总工程师,主持测量监修太原至汾阳公路,这是山西第一条采用西方技术修建的现代化公路。任太原市区测量队队长时,完成太原城市地形测量,建立统一测量控制网,为太原“北高南低、三面环山、汾河穿城”的空间格局提供科学依据,影响至今太原的城市规划。
他重返山西大学任工学院土木工程系主任时,自编全套英语土木工程讲义,内容与国际接轨,成为中国早期工程教育本土化教材典范。创建五年制土木工程教育体系,每年春季带领学生赴唐山、北平、天津等地实习,培养出山西第一代现代土木工程师,其中不少人参与了正太铁路、同蒲铁路的修建。
抗战爆发后随山西大学南迁,1950年后任兰州大学教授兼水利系主任,为西部矿业开发与水利建设提供技术指导,将山西的工程教育经验推广至西北地区,成为跨区域工程教育的桥梁。
二、留日归国:民主革命与地方教育的先锋力量
山西大学堂中学专斋与西学专斋均有学生赴日留学,其中中学专斋学生多研习政法、教育,西学专斋学生侧重实业技术。这些留日学生不仅带回先进思想,还积极投身民主革命与地方教育,代表人物有尹欲仁、王学曾、李培仁(虽未归国却影响深远)。
1. 尹欲仁:山西近代师范教育先驱,大同教育事业奠基人
1876年生于应县,1893年中秀才,1902年以廪生身份考入山西大学堂中学专斋,1903年获癸卯恩科乡试举人,1905年以“优贡”身份获公费留日资格,入读早稻田大学师范科物理化学科,1906年获预科毕业证书,1908年获本科毕业证书,是山西首位系统学习西方师范教育的留学生。
1909年回国后,先执教于山西省公立中学堂(今太原五中前身),任算学教习,将日本师范教育的“理论+实践”模式引入课堂;1912年受省府委派,赴大同筹建第三师范学校(今大同大学前身),1913年任首任校长,开设物理、化学、博物等现代课程,建立实习制度,使该校成为晋北师范教育的发源地。
任校长期间,他不仅培养大批教师,还在大同推行“民众夜校”,扫除文盲。辛亥革命后,他积极传播民主思想,在课堂中融入反帝反封建内容,鼓励学生关注国家命运,其学生多成为晋北教育与革命的骨干力量。晚年虽历经战乱,仍坚持著述,著有《蛙鸣草集》(后因日军侵华焚毁),1945年去世时,大同教育界评价其“以教育唤醒晋北民众,功不可没”。
2. 王学曾:争矿运动学生领袖,辛亥革命的民主战士
1884年生于盂县,1902年考入山西大学堂西学专斋首批,虽未直接赴日或赴英留学,但受西学教育影响,积极参与留日学生发起的民主革命运动,是山西学生群体中革命思想的传播者。
1905年英国福公司强占山西矿权时,作为山西大学堂西斋学生代表,联合77名同学联名上书清廷,痛陈“矿权丧失则山西命脉断绝”;组织数千名学生在太原海子边集会游行,包围商务局,迫使山西巡抚向北京启奏“废除福公司合同”,是保矿运动中学界力量的核心代表。
1906年毕业获举人头衔后,继续留在太原参与革命活动,1906年李培仁蹈海明志后,他组织学生参加公祭仪式与大游行,唤醒更多民众参与反清革命。辛亥革命期间,秘密加入吴禄贞领导的革命党,参与石家庄兵变筹备,吴禄贞被刺后赴北京追随蔡锷,1915年参与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斗争,用行动践行“科学救国、民主革命”的理想,1919年病逝时年仅36岁,被誉为“山西学生革命的先驱”。
3. 李培仁:以死明志的爱国留学生,保矿运动的精神旗帜
1866年生于阳高,山西大学堂西学专斋学生,1904年赴日留学,入读东京政法大学,是山西留日学生中反帝爱国的代表人物。
1906年,因听闻清廷仍对英国福公司妥协,山西矿权危在旦夕,他写下两封《蹈海绝命书》,痛陈“政府卖矿则民无生路”,怀揣绝命书跳入东京新宿海八重桥下自尽。其绝命书被留日学生传回国内,引发全国震动,山西留日同乡会召开追悼会,豫晋秦陇四省留日学生举办千人大会,章太炎、胡汉民等知名人士参会,孙中山先生评价其“以生命唤醒国民,比千言万语更有力”。
李培仁的遗体被运回太原后,1906年重阳节举行公祭,山西大学堂学生王学曾等组织大规模游行,迫使清廷加快与福公司的谈判。最终,山西绅商以275万两白银赎回矿权,保矿运动胜利,李培仁虽未归国,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其事迹被写入山西中小学教材,影响了一代晋人。
三、中学专斋翘楚:传统学术与地方文化的守护者
山西大学堂中学专斋以传承儒家文化为核心,培养出一批深耕传统学术、推动地方文化发展的学者,其中郭象升、姚奠中(后期学子传承中斋精神)是典型代表。
1. 郭象升:山西近代国学大师,地方文化的整理者
1881年生于晋城,早年就读于山西大学堂中学专斋,师从令德堂书院资深学者谷如墉,精通经史子集,尤擅音韵学与地方文献整理。虽未留学,却吸收中斋“经世致用”理念,成为山西传统学术向近代转型的关键人物。
任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时,主讲《说文解字》《战国策》,培养大批国学人才。编写《山西文献丛书》,整理晋地历代诗文、方志,抢救了大量濒临失传的地方文化资料,其中《晋文征》收录山西历代散文佳作,成为研究山西文化的重要典籍。
1906年创办《晋学报》,以“弘扬晋文化、传播新思想”为宗旨,既刊登传统学术文章,也介绍西方政法知识,成为辛亥革命前山西思想宣传的重要阵地;民国时期任山西省立教育学院院长,推动国学与现代教育结合,其学生多成为山西文化界的骨干,被誉为“山西国学的薪火传人”。
2. 姚奠中:章门学术传人,山西大学文学院的灵魂人物
1913年生于运城,虽未直接就读山西大学堂中学专斋,但师从中学专斋总教习谷如墉的弟子,深受中斋“崇儒重道、经世致用”传统影响,1934年赴南京师从章太炎,1950年后执教山西大学文学院长达半个多世纪,成为中斋学术精神的继承者。
在山西大学主讲《国学概论》《诗经研究》,将章门学术与山西地方文化结合,提出“以经史为根基,以地方文献为特色”的研究路径,其《雅颂新考》《诗经图注》等著作,成为国内诗经学研究的权威成果。1980年代后,他推动成立山西大学国学研究所,培养出以刘毓庆为代表的国学研究团队,使山西大学成为国内经学与诗经研究的重镇。
他不仅学术精深,还以爱国忧民的情怀影响学生,抗战时期拒绝日伪邀请,隐居乡间讲学;晚年将个人收藏的万册古籍捐赠山西大学图书馆,其“治学先做人”的理念,成为山西大学文学院的精神内核,2013年去世时,被学界评价为“山西国学的最后一盏明灯”。
从留英归国的李建德、杨朝相,到留日归来的尹欲仁、王学曾,再到中学专斋的郭象升、姚奠中,山西大学堂早期培养的人才,呈现出“实业救国、教育兴邦、革命图强”的多元路径。这些人物的共同特质,在于既扎根山西本土需求,又吸收外来先进理念,留英学生专注工业技术,解决山西资源丰富技术落后的痛点。留日学生侧重思想与教育,推动山西民智开启与社会转型。中学专斋学子坚守传统学术,守护晋地文化根脉。
山西大学堂的中西会通并非简单的课程叠加,而是以本土需求为导向,以先进技术与思想为工具的人才培养模式。这种模式不仅为山西近代化提供了核心力量,也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提供了本土化与国际化结合的范本,百年后的今天,山西大学“登崇俊良、求真至善”的校训,仍在这些早期杰出人才的事迹中,找到最生动的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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