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明佳 马晓强:高等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的世界经验与中国证据

经济靠科技，科技靠人才，人才靠教育。教育发达、科技进步、经济振兴是一个相辅相成、循序递进的统一过程，其基础在于教育。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对教育、科技、人才进行专章部署、统筹安排，提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的重大科学论断。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2024年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统筹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一体推进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中再次明确指出，构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统筹推进机制。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统筹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新时代的必然要求。各国在发展早期阶段，普遍面临教育、科技、人才领域基础设施匮乏和制度体系不完善等挑战。许多国家通过“分头突破”方式集中解决各自领域的关键性不足，如普及基础教育、引进国际先进技术和高素质人才。到20世纪中期，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复苏和冷战科技竞争的背景下，各国逐步意识到三者协同发展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关键。美国、西欧国家、日本等相继制定系列政策，着力推动基础科学教育，加强产学研协同创新，构建多层次人才梯队。进入21世纪，全球高等教育普及化的进程加速，科技进入空前密集活跃期，各行业人才规模也日益壮大。与此同时，传统教育知识传授难以满足产业转型升级需求，前沿科技创新对高水平大学和高端人才的依赖加强，复合型人才培养更需教育与科技联动。至此，教育、科技、人才在发展高峰实现深度交汇与融合成为时代必然。只有通过一体化战略统筹布局，才能形成强大且可持续的国家竞争力，在复杂多变的国际格局中赢得主动权。

当今时代，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如何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树立全局观念，科学认知并处理好教育科技人才的一体化发展关系，形成三者相互支撑、协同并进、融合共生、良性循环的合力，共同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推动发展新质生产力，成为重大的时代命题。

纵观世界近现代史，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相伴相生。国外学者较早关注到世界科技中心、世界教育中心、世界人才中心“三大中心”转移的问题。20世纪60年代，日本学者汤浅光朝开创性地将一国科学成果数量占世界总量的四分之一作为“世界科学中心”的阈值界定。他经过对《科学技术编年表》的统计，发现“世界科学中心”先后经历意大利（1540—1610年）、英国（1660—1730年）、法国（1770—1830年）、德国（1810—1920年）、美国（1920年后）四次转移。其后，我国有学者用自然科学大事记分析得出相似结论。也有学者编制出意大利（1380—1510年）、英国（1650—1900年）、法国（1670—1800年）、德国（1810—1940年）、美国（1860年后）的“世界技术中心”转移轨迹图。关于“世界教育中心”转移问题，美国学者约瑟夫·本-大卫（Joseph Ben-David）认为，19世纪以来，法国、德国和美国相继成为“世界高等教育中心”，英国一直处于次中心，而且“世界科学中心”转移和“世界高等教育中心”转移存在内在关联。我国有学者利用《中外教育名人词典》，以一国教育家人数超过总数的五分之一作为标准，分析出“世界教育中心”经历意大利（1410—1530年）、英国（1600—1750年）、法国（1650—1830年）、德国（1770—1830年）、美国（1830年后）的转移。学界关于“世界人才中心”的表述相对较少，部分研究以人才的集聚度和影响力作为判定标准，即世界一流学者和优秀学生集聚度最高的国家。这也是“世界高等教育中心”的重要内涵之一，因而“世界人才中心”与“世界高等教育中心”高度重合。随着人才概念的持续丰富和扩展，其内涵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学术精英与高学历者，人们越来越关注各层次和各领域具备创新思维、对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大的人才。

当前，学界对“三大中心”具有密切关系达成共识，但对其出现的先后顺序仍然观点不一，主要形成两类观点。一类认为存在统一规律。有学者认为，教育中心是科技中心的前置条件，其转移具有时序性；有学者认为，各国成为高等教育中心与科技中心的时间大致重叠。另一类持差异化发展观点。有学者指出，意大利、英国、法国的高等教育中心地位由经济、科学、人才带动，而德国、美国则呈现高等教育引领科学和人才发展特征；有学者归纳先行现代化国家经验为“教育中心→人才中心→科技中心”，而我国作为后发国家存在独特的“科技→人才→教育”发展逻辑。

我国学界对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的研究多从理论层面进行逻辑内涵、现实困境及突破路径的解读。在逻辑内涵方面，较多学者从系统论视角论证。有研究认为，教育是基础，人才是纽带，科技是动力，协同逻辑是三角协调、循环互促、融合联动；教育、科技、人才三者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作用作为系统整体体现，教育对培养人才、促进科技发展起基础性作用，人才作为最活跃的能动要素凸显主体作用，科技发展对教育事业和人才发展起推动作用。也有学者从教育内外部关系把握内涵：从内部来看，培养人的教育活动需要按照人才规律进行；从外部来看，教育必须与社会发展相适应，与科技之间功能耦合、协同联动。还有学者从供需关系阐述：“三位一体”在供给侧、需求侧、环境侧分别表现为高质量科技支撑学科专业、高水平人才驱动科技、高品质教育助推人才。在现实困境方面，现有文献普遍提及我国高质量教育供给不足、科技成果转化弱、人才结构不够合理、国际竞争能力不强等问题；教育、科技、人才管理存在割裂，协调机制衔接有差距。在突破路径方面，有研究提出提高教育培养人才水平、推动科技赋能教育发展、营造人才科技创新氛围；同时，需对价值理念、机制建立、政策保障、理论研究作出调整。

在实证研究方面，我国学者长期以来对教育、科技、人才、经济之间局部关系的探讨有较多积累，但聚焦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量化研究为数寥寥，且多为我国全国或省市级测算。例如，有研究基于2010—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熵权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发现我国三系统达到勉强协调状态，各省份耦合协调度差异较大且持续存在；有研究根据环长株潭城市群数据，从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和响应等方面构建教育、科技、人才协同发展综合评价体系，使用因子分析法得出“城市—产业—人才融合格局不优、科创协同互动有限”的结论。

综上，现有文献对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理论思辨较多但实证研究较为缺乏，且未能从全球视角开展系统性经验总结，难以为我国“三位一体”发展提供行之有效的改进建议。针对上述问题，本研究首先构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理论框架，深入解析三者的循环互动系统关系；其次，提出“高等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引领”指标体系，编制2012—2022年全球高等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指数，比较分析世界高等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格局与演进态势，厘清我国发展的优势与短板；最后，运用耦合模型，测算各国家（地区）高等教育、科技、人才的系统间和系统内协调发展程度，从而为我国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建言献策。

（一）理论框架

本研究立足“优先发展教育、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和新质生产力发展理念，提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循环系统理论（如图1所示）。其中，教育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之基，能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强大支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可通过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催生出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驱动要素；人才作为第一资源，不仅是发展生产力最具活力和决定性的能动主体，也是全球竞争中的关键变量，筑好战略人才“蓄水池”对于推进现代化建设起到关键引领作用。

图1 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循环系统理论框架

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耦合发展，形成双向互联的循环关系。从顺时针看，教育通过课程教学提升人才综合素质，培养职业技能；人才作为科技创新的主体，以研发活动推动核心技术突破，加速成果转化；科技进步为教育提供了新工具和新资源，改进和变革教育教学方式，使教育更加个性化和高效化。从逆时针看，教育注重培育学生创新思维，鼓励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具有应用价值的科技成果；科技赋予人才发挥知识和技能的潜力，不仅激发人才涌现，也加速复合型人才的培养，促进人才的跨界融合；人才将与时俱进的实践经验带回到教育中，在传承学科知识的基础上，创新教学方法，助力教育体系完善，推动教育质量全方位提升。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循环格局下，三者共同为新质生产力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注入强劲活力。

（二）指标体系

国际上影响广泛的国家发展指数与专项评价总体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国际竞争中教育、科技、人才地位凸显，相关指标在综合竞争力指标体系中占据重要比重。二是评估多关注质量指标而非总量指标，即认为强国评价有别于大国评价，更强调发展效率。已有报告虽为国家竞争力的比较提供了深刻洞见，但仍存在如下不足：一是目标导向相对传统，创新发展和新质生产力特色不够凸显。二是人才和教育指标常常混杂，未能充分体现人才强国、教育强国的特色要求。三是集成分析困难，综合性报告存在指标调整与国家变动，导致历年数据不完全可比，而分领域报告内部逻辑自成体系，发布周期不同步，国家范围不一致，这就加大了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集成分析的难度，也无法满足长期追踪发展变化的需求。

高等教育作为人才培养的主力军、科技创新的策源地，是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天然结合点和关键枢纽。鉴于此，本研究结合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循环系统理论，将高等教育作为教育发展的核心代表，构建涵盖“高等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引领”三个维度45项指标的三级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系统考察、客观反映各国教育、科技、人才“质量优不优、贡献大不大、效能高不高”。指标选择主要遵循以下原则：一是以权威研究为依托，确保科学性。本研究广泛参考国际权威报告和研究成果，遴选“可得、可算、可比”的国际通用指标，结合学理分析提炼框架并划分备选指标。二是以创新前沿为导向，突出前瞻性。本研究紧跟时代前沿趋势，围绕新质生产力背景下的新科技、新产业、新业态，积极挖掘时代特色性与发展趋势性指标，如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技能型人才、创新型人才等。三是以数据特性为基础，提升代表性。本研究选择指标时既关注时间跨度的连续性，兼顾历史数据与动态变化的统一，也运用相关系数、主成分等统计方法识别冗余指标，使指标体系相对简洁又具有代表性。

1.高等教育发展

对于教育发展水平研究，学者们多从理论角度进行顶层指标设计。有研究提出教育发展水平、教育服务贡献度、教育满意程度、教育世界影响力等方面核心指标。有研究围绕科技贡献、人才贡献、教育过程、教育保障剖析。少部分学者开展教育强国指数测算。有研究从教育公平、质量水平、服务能力、可持续发展潜力等四个方面测算全球教育强国指数。有研究聚焦高等教育学段，从世界学术中心度、世界科技中心度、世界人才中心度三个维度得出高等教育强国指数。

本研究从“教育公平”、“教育质量”、“教育贡献”等方面，通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教育基尼系数”、“高校一流学科总数”、“生均高校自然指数份额”等13项关键指标，刻画高等教育自身发展水平及其对经济社会的直接贡献（如表1所示）。其中，“教育公平”与“教育质量”共同构成教育发展的基本支柱；而“教育贡献”作为新时代教育服务经济社会的核心使命，则彰显教育的外部价值。

表1 高等教育发展指标

注：★为新提出指标，◇为改进指标，未注释为借鉴分领域报告指标。下表同。

2.科技创新

在创新竞争力或科技强国研究中，指标构建主要基于两类思路：一是投入产出框架，例如，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将制度、人力资本和研究、基础设施、市场成熟度、商业成熟度归为创新投入，将知识和技术产出、创意产出归为创新产出。二是拆解科技内涵，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发布的《国家创新指数报告》采用创新资源、知识创造、企业创新、创新绩效、创新环境等五类指标测算。有学者辨析科技具有科学、技术和创新三层含义，认为科技强国指标体系包括科学强国、技术强国、创新强国和科技发展条件四个方面；有学者以科学发现、技术创新、成果转化、驱动发展、国际竞争五项能力衡量世界科技强国。

本研究聚焦科技产出，从创新链的“科学发现”、“技术创新”、“产业赋能”三个关键环节切入，选取“每百万人口自然指数份额”、“每百万人口本国居民专利授权数”、“工业机器人密度”、“AI成熟度指数”等20项指标，旨在全面解析科技创新的成效及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如表2所示）。其中，“科学发现”是创新的理论基础和知识源泉，“技术创新”是连接理论与实践的纽带，“产业赋能”则是技术成果落地的最终目的。

 表2 科技创新指标

3.人才引领

随着全球范围人才争夺日益激烈，学界对构建人才强国和提升人才竞争力的探讨不断增多。但由于人才概念界定尚不统一、国际可比数据难以获取，目前尚未形成广泛认可的评价框架。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发布的《全球人才竞争力指数》从人才投入（环境、吸引、培养、保留）和人才产出（职业和技术技能、全球知识技能）两方面评估；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发布的《世界人才排名》通过吸引力、就绪度、投资及发展三个维度排名。现有研究或从要素投入（人才本体、人才环境）与贡献产出（人才创富、人才创新）进行分解，或从人才规模、质量、环境、投入和效能五个方面测度，或从素质水平、发展环境、效能发挥评价人才强国。

在政策导向上，我国人才战略从《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六支人才队伍”建设，逐步转向2024年中央人才工作会议聚焦的“战略人才力量”。为适应新时代的新任务、新挑战，本研究提出“人才规模”、“人才质量”、“人才效能”等三个方面12项指标挖掘人才引领成效（如表3所示）。其中，基础型、技能型、研究型人才构成人才“塔基”，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基础支撑；高素质、高技能、科技领军人才和战略人才是“塔尖”，引领国家发展方向；人才释放的效能则体现在生产效率、经济效益、创业活力、产业升级等方面。 

表3 人才引领指标

注：《国际标准职业分类》将职业技能层次划分为高、中、低三级。其中，高技能人才包括管理者、专业人员、技术员和专员。国际科技大奖包括诺贝尔物理学奖、诺贝尔化学奖、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菲尔兹奖（被誉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图灵奖（被誉为“计算机界的诺贝尔奖”）。

（三）指数编制

本研究国际数据来源于国际组织、行业协会、权威机构等，包括世界银行、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国际电信联盟、科睿唯安、PATSTAT数据库、国际机器人联合会、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施普林格·自然集团、牛津洞察、哈佛大学增长实验室、AI RANKINGS榜单、全球超算Top500榜单、《财富》世界500强榜单、高校排名官网、国际奖项官网等。国内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及《中国人口普查年鉴》。

计算指标时，本研究部分指标根据定义运算，如全球占比、生均、人均等指标；部分指标根据榜单汇总计算；部分指标采用“微观大数据＋生成式人工智能”方法，如基于PATSTAT全球专利数据库中超过9250万申请人的1.31亿项发明专利，利用GPT-4o模型识别发明人国家，结合欧盟统计局采用的方法区分高校专利，并参照我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编制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与国际专利分类参照关系表（2021）》统计新兴产业专利，以过去十年引用次数排名前1%的公开专利界定高被引专利，最终汇总各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专利、高被引专利、高校专利等相关数据。

（四）耦合分析

耦合概念起源于物理学，用以描述二元及以上系统间互相影响的现象。传统容量耦合模型以“耦合度”为核心指标，着重关注系统间相互作用的强弱。经济学中引入“耦合协调度”指标进行修正，能更全面衡量系统发展的协同性，从而形成更完善的多系统耦合模型。该模型作为复杂系统分析的重要工具，被广泛应用于经济学、社会学、生态学等领域。此模型同样适用于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分析，以三元（高等教育、科技、人才）耦合模型为例，耦合度的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U1、U2、U3分别代表三个系统的分项指数得分。耦合度取值范围为［0，1］，取值越大表明系统间的相互影响越大，C＝0表示系统无关且无序发展，0＜C≤0.3为低水平耦合，0.3＜C≤0.5为颉颃阶段，0.5＜C≤0.8为磨合阶段，0.8＜C＜1为高水平耦合，C＝1为良性共振耦合。

表4 耦合协调度等级划分标准 

（一）指数结果

1.高收入国家领跑，我国以高等教育为支点破局突围

领跑与跟跑。整体来看，根据2022年全球高等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总指数结果，美国、英国、瑞士、德国、荷兰、新加坡、瑞典、韩国、加拿大、丹麦等10个国家位居“领跑梯队”。其后，法国、澳大利亚、比利时、日本、芬兰、中国、爱尔兰、挪威、奥地利、意大利处于全球第11至第20位“并跑梯队”。我国总体位居全球第16位，在综合发展前20位的国家中，仅我国为中高等收入国家，其余均为高收入国家。（见表5）

表5 2022年全球高等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指数前20名

分项来看，2022年，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荷兰、韩国、中国、瑞士、法国等10个国家高等教育发展成为标杆；瑞士、美国、瑞典、荷兰、新加坡、德国、丹麦、英国、韩国、日本等10个国家科技水平走在前沿；美国、英国、德国、新加坡、瑞士、瑞典、加拿大、韩国、卢森堡、法国等10个国家人才发展脱颖而出。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科技、人才分别位居全球第8位、第14位、第23位，呈“高等教育先锋突围、科技中坚突破、人才基础跃升”的战略纵深格局，彰显出“以教促科、以科育才”的链式发展特征。

全能与偏科。领先国家的高等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模式主要分三类：第一类是全能发展型。美国、英国、瑞士、德国通过构建“高等教育—科技—人才”复合优势，形成生态位的持续锁定，韩国则完成从单一的高等教育优势向全能发展的转变。第二类是双轮驱动型。此类国家通过双要素协同扩大边际效益，其中，荷兰聚焦“高等教育×科技”共同发展，加拿大、法国形成“高等教育×人才”融合优势，瑞典、新加坡打造“科技×人才”增长极。第三类是偏科发展型。目前，中国、澳大利亚单项领跑高等教育，丹麦、日本单项领跑科技，卢森堡单项领跑人才。（见表6）

表6 2012—2022年各国高等教育、科技、人才领跑项变化

在2012—2022年，共有13个国家在高等教育方面、11个国家在科技方面、14个国家在人才方面进入全球领跑行列。比较可知，科技领先梯队相对稳定，而高等教育、人才领先梯队的竞争赶超则更为激烈，这也印证了科技创新的“马太效应”，即科技先发国家依托累积性优势形成技术锁定，而后发国家需要在制度创新与战略聚焦中寻求破局。

2.“三线并进”赶超，我国人才规模质量仍是核心瓶颈

近十年以来，全球高等教育、科技、人才领域均呈积极发展趋势，平均分项指数年均增长1.19%、1.80%、0.85%。我国2012—2022年高等教育、科技、人才分项指数年均增长2.79%、3.88%、2.29%，位次分别提升12位、10位、13位，总位次前进6位，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三线并进”赶超发展之路。

对标中美二级指数得分（如图2所示），2022年，我国仅在“产业赋能”方面与美国水平相当；在“教育公平”（差距0.03）、“教育贡献”（差距0.12）、“科学发现”（差距0.14）等三个方面已进入关键追赶赛道；在“人才效能”（差距0.20）、“技术创新”（差距0.21）、“教育质量”（差距0.32）等三个方面处于力量积累期；但在“人才质量”（差距0.48）、“人才规模”（差距0.52）方面仍存在较大差距，亟须采取政策措施优化。

图2 2022年中美高等教育、科技、人才二级指数得分

具体到三级指标，2022年，我国有17项优势指标、19项待赶超指标、9项短板指标。其中，优势指标均跻身全球前10位，彰显发展优势，涵盖“教育质量”（高校一流学科总数、三大高校排名平均前200高校个数、高等教育留学生占全球比例）、“教育贡献”（生均高校战略性新兴产业专利授权数、高等教育毕业生理工农医比例、生均高校高被引专利数）、“科学发现”（一流理工农医学科总数、一流理工农医学科类别）、“技术创新”（每百万人口本国居民专利授权数、百强创新机构占比）、“产业赋能”（超级计算机500强台数、AI成熟度指数、工业机器人密度、移动互联基础设施指数）、“人才质量”（高被引科学家数占全球比例、AI RANKINGS上榜学者数占全球比例）、“人才效能”（世界500强企业数）等核心领域。同时，短板指标均未进入全球前80位，亟待突破提升，集中在“教育贡献”（每百万人口本科在校生数、每百万人口研究生在校生数）、“科学发现”（每百万人口理工农医国际合作论文数）、“产业赋能”（可再生能源消费占最终能源消费比例、碳排放效率）、“人才规模”（就业人员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比例、高技能就业人员比例）、“人才质量”（2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人才效能”（就业人员人均GDP）。简言之，我国需要格外关注绿色科技的发展瓶颈，鼓励基础研究和关键领域创新突破，稳步扩大本科及研究生培养规模，重点提升青年受教育年限，加大力度培养高技能人才，以尽快补齐短板。

（二）耦合结果

1.系统间一体化

高等教育、科技、人才综合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地区），其“三位一体”耦合协调程度也较高。如图3所示，在耦合度上，2022年除少数6个国家正处于磨合阶段，其他164个国家（地区）均迈入高水平耦合。在耦合协调度上，2022年美国步入高度协调，领衔高等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英国、瑞士、德国、荷兰、新加坡、瑞典、韩国、加拿大、丹麦、法国、澳大利亚、比利时、芬兰、日本、中国等15个国家为中级协调；我国高等教育、科技、人才的耦合协调度总体位居全球第16位，且2022年全球高等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前13位国家恰好也是总指数前13位，顺序保持一致。其后，爱尔兰、挪威等16个国家为初级协调，巴西、智利等18个国家为勉强协调，120个国家（地区）仍处于濒临失调及以下水平。

图3 2022年各国家（地区）高等教育、科技、人才的系统间耦合情况

2012—2022年，全球超九成（92.35%）国家（地区）实现了耦合协调度的增加，表明全球高等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水平普遍提高。其中，近三成（28.24%）国家（地区）实现耦合协调度一个等级的跃升，状态跨越“中度失调→轻度失调”到“初级协调→中级协调”，其他国家（地区）保持等级不变。如图4所示，对重点国家的一体化轨迹进行分析得到如下发现。第一，美国、英国稳定领先。美国长期占据一体化首位，2012年以0.85的耦合协调度形成断层优势缓步上升，但在2021—2022年有下降迹象回落至0.85。英国保持一体化全球第2位，仅2015年、2020年小幅下降，其余年份均增长，整体从0.76提升至0.79，与美国差距缩小。第二，瑞士、德国交替上升。两国对一体化全球第3位和第4位的排名竞争激烈，瑞士在2013年短暂超越但优势未能巩固，直至2016年才再次赶超德国并持续领先。第三，新兴力量崛起。荷兰、新加坡保持快速增长，实现一体化显著跃升，荷兰从全球第7位攀升至第5位，新加坡从全球第10位前进至第6位。我国则持续缩小与领先国家一体化差距，耦合协调度从初级协调升至中级协调，位次由全球第24位提升至第16位，整体前进8位，在综合发展前20位国家中进步位次居首。这反映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建设的显著成效，但与发达国家一体化水平相比仍有差距。

图4 2012—2022年中国与Top 6国家的

高等教育、科技、人才系统间耦合协调度变化

2.系统内协同化

高等教育、科技、人才系统内各要素也需形成良好协同，才能实现最优循环发展。如表7所示，2012—2022年，我国和美国三个系统内耦合情况均有改善，但演进路径存在差异。在耦合度上，我国和美国三个系统内均为高水平耦合，且我国高等教育内部耦合度已高于美国。在耦合协调度上，我国高等教育、科技、人才内部展现出强劲的协同发展动能，系统内耦合协调度位次分别由第15位、第24位、第36位提升至第7位、第14位、第24位，均实现一个等级跃升，美国三个系统内耦合协调度位次均保持前两位，仅在人才内部实现一个等级跃升。

表7 2012—2022年中美高等教育、科技、人才系统内耦合比较

2022年，我国形成高等教育（中级协调）＞科技（初级协调）＞人才（初级协调）的协调梯度，美国则呈人才（极度协调）＞高等教育（高度协调）＞科技（中级协调）的格局。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科技、人才内部耦合协调度与美国差距为0.09、0.08、0.28。相比而言，我国人才内部的协同机制亟待加强，尤其是高技能人才和研究型人才供给尚存缺口，科技领军人才和战略人才的“引育用留”还较为薄弱。

本研究通过2012—2022年全球170个国家（地区）的高等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指数，挖掘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的世界发展经验和我国发展规律，主要结论如下。从发展水平来看，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科技、人才综合竞争力处于全球第16位，是前20位中唯一的中等收入国家。从2012年至2022年，我国新增高等教育单项领跑，科技尚为并跑，人才则处于跟跑状态。从耦合情况来看，高等教育、科技、人才综合发展较好国家（地区）的“三位一体”耦合协调度也较高。近十年，我国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著，系统间的耦合协调度等级由初级协调迈入中级协调，位次从全球第24位提高至第16位，高等教育、科技、人才系统内的耦合协调度等级分别跃升为中级协调、初级协调、初级协调。

（一）国际经验

基于指数分析结果，结合主要国家教育、科技、人才协同发展的相关政策，可得出以下四点共识。

1.系列战略牵引，法律提供保障

虽然发达国家尚未明确提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概念，但已通过国家系列战略文件或立法逐步实现三者的联动部署，并建立了跨部门协调机制。在国家战略方面，美国先后出台《美国创新战略》（New Strategy for American Innovation）、《为创新而教计划》（the "Educate to Innovate" Campaign）、《制定成功路线：美国STEM教育战略》（Charting a Course for Success： America's Strategy for STEM Education）等纲领性文件；英国通过《实现我们的潜力：科学、工程和技术战略》（Realising Our Potential：A Strategy for Science，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科学与创新投入框架2004—2014》（Science and Innovation Investment Framework 2004-2014）、《我们的增长计划：科学与创新》（Our Plan for Growth：Science and Innovation）、《科学技术框架》（Science and Technology Framework）等进行战略布局。在法治保障方面，近年美国的《STEM教育法（2015）》（STEM Education Act of 2015）和《劳动力创新与机会法案》（Workforce Innovation and Opportunity Act）、日本的《科学技术基本法》，以及法国的《创新与研究法》等法律法规，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提供了制度保障。

2.面向未来技能，革新教育体系

各国着眼于人才的未来技能培养，推动跨学科教育、终身学习与数字化技能的普及，形成了特色化育人模式。其中，美国持续加大STEM教育投入，并重视与艺术、医学等学科融合。德国实现“双元制”职业教育升级，在传统职业教育中嵌入数字化制造课程，企业可深度参与课程设计与实践教学。英国最早在2014年将编程纳入全国中小学必修课程，并在本科教学中采用在校授课和企业实习轮替的“三明治”人才培养模式。韩国在国际上率先提出“学分银行”制度，推出新技术革命相关的在线慕课，学习者通过考核后便可获得学分及企业认证证书。澳大利亚在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TAFE）课程中动态对接产业前沿需求，并将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行业技能分解为可叠加的微证书。

3.政产学研协同，激活创新生态

各国政府通过加大关键技术领域投资，推动政产学研合作向大规模、生态化融合模式转变。美国以《拜杜法案》（Bayh-Dole Act）为核心，依托高校技术许可办公室与风投机制实现“知识—资本—产业”良性循环，塑造“斯坦福—硅谷”创新范式，并通过2021年《无尽前沿法案》（Endless Frontier）启动人工智能、半导体等十大领域的千亿美元基础研究投资。日本则形成独特的“产学官”模式，由政府主导设立科技中介服务机构促进成果转化，校企建立共同研究中心，形成以筑波科学城为核心的国家级创新枢纽。荷兰利用欧洲门户的区位优势，构建开放型创新网络，推进半导体、生命科学等九大领域“顶尖行业战略”，埃因霍温高科技园区面向全球不同类型企业开放且与周边大学共享研究设施与人才，日均产出四项专利，被誉为“欧洲最智慧的一平方公里”。瑞士自2016年启动创新园区计划，巴塞尔生命科学集群联动高校与全球领先药企形成“研发—临床—产业化”全链条协作，同时推行学术与产业人才双栖机制。

4.着眼国际竞争，吸引全球人才

伴随着全球化加速推进和国际竞争加剧，各国相继瞄准高端产业人才，致力于构建开放、包容的国际人才网络。新加坡专为全球顶尖科技人才推出“科技准证”签证计划，牵头成立国家级猎头公司联系新加坡高层次国际人才提供海外一站式服务。美国放宽对STEM专业人才的移民要求。澳大利亚启动“全球人才独立计划”，为量子技术、AI等领域人才提供快速永居通道。加拿大针对留学生推出“毕业后工作许可”，为其转为永久居民提供便捷条件。韩国实施“人才回国工程”，以高薪和优质科研环境吸引海外高级科研人员回国工作，并加大本国半导体人才、生物技术人才的培养力度。

（二）发展建议

各国面向战略引领与制度保障、教育革新与技能前瞻、协同创新与生态构建、全球竞争与人才汇聚，部署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基于以上结论，本研究对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目标下的一体推进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以一体推进为抓手，把教育、科技和人才统筹发展落到实处。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更是新时代的迫切要求，需要多主体、多维度共同努力。在统筹管理上，建立有效的教育、科技、人才管理体制，形成强有力的领导组织和机构，在制定规划、法规、制度和文件等具体工作层面通盘考虑、整体设计，形成合力。在组织协调上，加强教育、科技和人才的交流互动，建立领导干部交流制度和机制、重大信息和基础数据共享机制、重大政策和项目协商机制。在责任落实上，抓好高校、重点实验室、科研机构和重点企业等实施主体间的协同合作机制建设，把一体推进战略目标、任务和责任分解到位，保障到位。

第二，以高等教育为突破口，打造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新高地。高等教育作为教育、科技、人才的天然结合点，是巩固教育领跑优势、缩小科技并跑差距、补足人才短板的关键。在教育方面，加快建设公平优质的教育体系，稳步扩大优质本科和研究生培养规模，加速打造世界一流大学和优势学科，有序推进高水平教育开放，提升教育国际吸引力。在科技方面，大力支持高校理工农医前沿学科基础研究，发挥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科技创新优势，聚焦关键领域开展核心技术集中攻关，面向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进行科技成果转化，助力产业高端化、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在人才方面，将人才培养目标前置并渗透至教育领域，完善各类人才队伍的培养机制，加大对青年人才的托举力度，提升学生数字素养，加快在实践和培养中造就一批高技能人才，积极打造国家科技领军人才和战略人才力量。

第三，以动态监测评估为支撑，构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新机制。建立科学完善的监测评估体系，持续跟踪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水平及一体化进程。及时对标发达国家水平，动态分析我国优势与短板。建立监测预警机制，针对突出问题及时进行政策调控。通过精准施策、动态调整，推动教育、科技、人才在更高层次、更深程度实现融合发展，从而为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来源｜《教育研究》2025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