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翼 朱古月 | 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结构与青年发展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在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把教育、科技、人才单独成章集中论述之后，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做出了“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的战略部署，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的《建议》进一步提出，“十五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基本形成“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格局”。

要基本形成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格局，就需要厘清“三位”与“一体”关系。在理论研究中，学术界建构了“教育-人才-科技”和“科技-人才-教育”两种认识逻辑。坚持“教育-人才-科技”发展逻辑的学者认为，教育培养人才、人才助推科技发展是现代化的基本路径。但这些学者对教育是直接生产还是间接生产科技人才的看法“解释不一”。坚持“科技-人才-教育”发展逻辑的学者则认为，科技发现与科技创新对教育发挥着引领作用，只有不断弥合科技进步与人才培养的裂隙，才能以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推动教育场景、教育内容与教育方式的变革，从而使科技进步在引领人才成长和促进教育改革中发挥更好作用。

中国式现代化新实践说明，在并联式现代化模式中，要使后发现代化国家追赶先发国家，缩小发展差距，就必须将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使科技研发成果尽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在科技创新实践中引导青年人才的生产与再生产，在完成“跟跑”向“并跑”的转型后，尽快从“并跑”中开创“领跑”的快车道，才能形成“后发优势”，相继摆脱“低收入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推动现代化阶梯式递进。为完成这一历史使命，就必须在社会大系统中，既通过研发支撑科技进步，也通过研发培养人才，进而推动教育体制机制改革，弥合教育体系培养的人才与社会和市场所需要的人才之间的裂隙。

在现代科技创新的推动之下，经济与社会呈现日新月异的发展之势。国家之间的竞争，本质上体现着对人才的竞争。对于市场部门来说，要赢得先机，促进传统产业的升级换代，就必须依靠人才形成理论创新、文化创新、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格局。因此，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格局中，教育决定人才的数量和质量、人才供给决定科技创新的进度与强度、科技创新决定教育的发展方向与竞争实力。所以，教育科技人才之间存在“中和位育”三位一体关系。可见，无论是“教育-人才-科技”的发展逻辑，还是“科技-人才-教育”的发展逻辑，都需要将青年视作贯通科技与教育十分重要的支撑力量。因此，在“三位一体”发展格局的理性设计中，需要强调青年“人才”的支撑作用。

现有研究大多默认人才是与教育、科技等同的实体，并在这一假设基础上探讨“三位”与“一体”的结构关系，从而忽略了人才相对于教育、科技的非均衡性、非对称性特征。在现实中，青年人才只有进入教育系统或科研机构，并在其中成为行动主体，才能在遵循科研规律的基础上，以“有组织科研”的方式激发创新潜能。如果教育部门或科研部门难以建构出适宜人才成长的良好环境，或者人才难以在流动中寻找到适宜其创新的支持力量，人才就会被埋没。对于人才来说，其真正能够发挥创新作用的年龄段，主要集中在青年时期。因此，青年创新能力的强弱最终决定整个国家创新能力的提升速度与提升质量。经济社会发展能否前赴后继，展现出可持续发展的强劲态势，关键取决于青年人才的成长的顺利与否。

因此，要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要“支持青年科技人才创新创业”，就需要在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架构中，让科技创新建构新的知识体系，让青年接受最新知识的教育，促进青年顺利成长为各类人才。其中的逻辑关系，如图1所示，青年居于极其重要的位置。青年既是受教育者，也是教育者；青年既是科技创新的主体，也是科技创新成果的推广者。只有优化教育科技人才的逻辑结构，才有助于释放青年主体的创新创业潜能、壮大青年人才队伍。相反，僵硬的教育科技人才结构会制约青年的创新潜力、挤压其创新行动空间。

2025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和彼得·豪伊特（Peter Howitt），以表彰其对创新驱动经济增长与“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的发展性贡献。创新通过“创造性破坏”机制驱动经济长期增长的思想，最早由被誉为“创新理论鼻祖”的经济社会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提出。熊彼特认为，人在其生命的第三个十年会进入神圣创造时期，这段创新的黄金岁月（即30岁前后——从25岁至35岁的十年）被他称为“神圣十年”。这十年之所以神圣而宝贵，是因为很多“重大贡献者”的“开创性成就”大多源于“神赐而丰饶”的第三个十年。熊彼特论证了“神圣十年”的客观性，创新创业实践也一再证明了“神圣十年”的现实性：发明或发现者一生最重要的原始性创新成果往往在其生命历程中的第三个十年里发生——第三个十年孕育了其未来的工作成就。《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将青年的年龄区间确定为14~35岁，这与熊彼特所说的“神圣十年”基本一致。

第一，人生的第三个十年是青年最具原始性创新的十年。在生命历程中，25岁至35岁年龄段基本奠定一个人的学识与创新能力，完成其学位攻读生涯，形塑其职业基础。随后的发展主要集中在清晰化其理论假设、整理和完成其可能形成的突破性方向，学术化或实践化其已经探索出的“颠覆性创新”或“创造性破坏”的理论与实践。比如说，1666年，23岁的牛顿在万有引力定律、微积分、光学实验等方面做出了多项原始性创新。1905年，26岁的爱因斯坦颠覆了经典牛顿力学，开创了相对论和量子理论主导的“现代相对性/量子化”新纪元。这两位科学巨匠都是在青年时期完成了他们的“创造性破坏”工作。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1847年，29岁的马克思和27岁的恩格斯合作完成了举世闻名的《共产党宣言》，在1848年出版后即轰动全世界，为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指明了方向。

黄金十年说，决不是某些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的偶尔为之。如表1到表3所示，我们以每20年为一组，统计梳理了诺贝尔奖自1901年首次颁发以来直至2020年的获奖者的具体情况——分析了总计621位科学类（物理学奖、化学奖、生理学或医学奖）“诺奖”得主（其中有3人曾两次获奖）的三类关键信息，即获奖平均年龄、平均等待时长、做出实质性贡献年龄（即取得创新性突破的年龄）。

从“实质贡献年龄”栏可以看出，在各个统计的历史区间中，各项诺贝尔奖获得者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年龄均值仅略高于35岁。这意味着大多数科学家是在青年时期取得创新性突破的。从“获奖平均年龄”栏可以看出，“诺奖”得主的平均年龄高达57.90岁，其中物理学奖56.44岁、化学奖58.82岁、生理学或医学奖58.58岁。“诺奖”得主的年龄之所以越来越大，不是由于科学家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平均年龄越来越大，而是取得创新性突破之后等待成果认证，或者等待实践检验的时间延长了。表1到表3的数据显示，1960年以前获奖者平均等待的时间间隔小于15年。1960年之后，科学家的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到真正获奖之间的时间间隔日益延长，在2001—2020年各类“诺奖”得主等待时长已至25年以上。这主要是因为进入21世纪，随着细分科学研究领域成果的增长，等待成果可靠性验证所需的时间也越来越长了——这显著推高了科学家获奖时的平均年龄。但科学家取得研究突破的年龄，或者发表其创新性成果的年龄，在过去的120年之间都相对稳定在35~40岁。这就是说，青年时期是最具创造性的时期。青年科学家，一直是推进科技创新的主力军。

第二，人生的第三个十年是青年最具科技创业潜质的十年。25~35 岁既是青年的科研创新期，也是青年科技创业的爆发期。在国际，许多科技巨头公司的领军人物，如比尔 ·盖茨、乔布斯、扎克伯格等，都是在人生第三个十年异军突起、大有作为。在国内，近年在大语言模型、具身机器人、生物医学、半导体材料和高端芯片等新兴领域创业的领军人物，如梁文锋、王兴兴、高安明等。这些人基本都在 30 岁左右将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密切结合，谱写了青年科技创业的时代诗篇。

只要教育科技人才的三位一体结构处于不断优化的状态，则青年在大学接受的知识一定是站在时代前沿的知识。青年不满足于现状，具有开创精神。因此，为推进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我们必须要做到以下几点：一是激发青年创新创造活力，鼓励青年形成团结拼搏、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青年精力旺盛、思维活跃、知识更新快，具有开阔的国际视野，能够及时准确把握科技变化趋势。二是引导支持青年开发新质生产力。2023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青年科技人才培养和使用的若干措施》明确提出“支持青年科技人才在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中挑大梁、当主角”，通过一系列支持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的务实举措，鼓励广大青年科技人才开展原始创新、技术攻关、成果转化， 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三是高度重视服务青年工作， 更加关心青年、爱护青年、心系青年，充分给予青年更多的信任、更好的帮助、更有力的支持，以造就规模宏大的青年科技人才队伍，发挥青年在“黄金十年”的创新作用。

总之，人的科研能力与创业能力，离不开青年时期的坚强努力。只有在青年时期奠定坚实的学识基础，才能厚积薄发，在人生的第三个十年奠定创新发展的基础。只有汇聚起千千万万青年的力量，才能既推动科研创新，也形成万众创业的大好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打下坚实基础。

《中国统计年鉴（2025）》数据显示，在我国6岁及以上受教育人口中，拥有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的人口占比从2023年的19.20%提升至2024年的21.72%。高等教育的扩招与普及化过程，大大延长了青年的受教育年限，历史性提升了青年一代的人力资本。

虽然我国的人口总量呈现下降趋势，劳动力人口的总数开始递减，但整个劳动力人口以受教育年数为指标计算的人力资本的数量却处于上升趋势，因为新进入劳动力人口的青年的受教育程度大大高于已经退出劳动力市场的中老年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当前，在我国总人力资本的上升过程中，接受过本科、硕士和博士教育的人数有了长足的增长。在未来的十年中，即从“十五五”规划实施起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十年中，我国人口的总人力资本的数量都会处于增长态势。在总人口中，本科、硕士与博士数量的上升，对创新型国家的建构，起着极其重要的支撑作用。要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就必须首先通过青年教育质量的提升增强我国的人力资本，使青年成为劳动力市场的各级各类人才。

第一，我国已进入高等教育普及阶段。在教育扩招中，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国民教育体系。在教育的高质量发展中，未来新增的青年劳动力，已经从农民工过渡到大学生。新增青年劳动力人口构成的转型，使16岁及以上新增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数已提高到2024年的14.3年。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高等教育在学学生规模总数与18~22岁年龄组人口总数之比）也已经达到60.8%。根据国际通行标准，一个国家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低于15%被认定为精英化教育，处于15%至50%之间被认定为大众化教育，超过50%则被认定为普及化教育。从图2可以看出，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2002年以前低于15%，属于精英化教育；2003年到2018年形成大众化教育；在2019年超过了50%，已迈入普及化教育阶段。由此可见，我国高等教育在不到20年的时间内就迅速完成了从精英教育到大众教育再到普及教育的转型，这大大扩展了新一代青年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第二，我国教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在全面建设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阶段，义务教育的普及，迅速提升了我国劳动力人口的人力资本，推动我国新增劳动力人口，尤其是农民工群体的主体，在从小学毕业生转变为初中毕业生后，又转变为职业高中毕业生。人力资本的梯度式提升，完善了我国的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在世界创造了“中国制造”的神话。现在，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阶段，我党提出要探索延长义务教育的年限（在逐步推进免费学前教育过程中，建议将义务教育向高中阶段延伸），同时也扩大“双一流”大学的招生名额，这会迅速提升青年人才的人力资本质量。当前，全国2895个县级行政单位已经大幅度改进了义务教育的均衡化程度。

与此同时，高等教育机构已成为国家基础理论研究和重大科技突破的主要承担者。在“十四五”期间，我国高校贡献了超过50%的国家科技进步奖，贡献了超过75%的国家自然科学奖和技术发明奖（在量子科技、生命科学、人工智能、物质科学和空间科学等诸多领域取得一批原创性成果）。“双一流”建设高校培养了全国超过50%的硕士和80%的博士，承担了90%以上的国家急需高层次人才的培养任务。

进入新时代以来，高校累计向经济社会各领域输送了1个多亿的毕业生。其中，“十四五”时期，高等教育向经济社会发展输送5500万人才，这相当于许多发达国家的人口总和。尤其是新时代以来，国内每年毕业的硕博士人才翻倍变多（如图3所示），其中硕士毕业生人数增长了1.2倍多、博士毕业生人数也增加了近0.9倍。与此同时，职业院校作为培养大国工匠、能工巧匠、高技能人才的主阵地，每年培养超过1000万名毕业生，“十四五”期间，职业教育为现代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现代产业提供了70%以上的新增高素质高技能人才。

现在，我国每年招收的本科生数量已接近500万左右，招收的硕士生数量已超过130万，招收的博士生数量已超过15万。“十五五”时期招收的规模庞大的硕士生和博士生，会在“十五五”后期和“十六五”时期毕业并进入劳动力市场，从而进一步释放出强大的人才红利。

为进一步发挥教育体系对青年人力资本的增进作用，“十五五”期间还有必要在教育的高质量发展中调整专业设置，促进人才自主培养和高科技自立自强，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在高等教育优质资源提质扩容背景下，我们在青年人才的培养上，应打破工业社会形成的教育评价标准，突破学位授予“唯论文”限制，持续推进研究生可以用专利、产品设计、方案设计等创新性成果申请获得硕博士学位等评价改革，瞄准经济社会发展新需求，适时调整学科专业点、更新发布急需学科专业清单，使科技创新成为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风向标。

在职业教育方面，《建议》提出要“提升职业学校办学能力”。要从“中国制造”转型为“中国创新”，要从“能不能生产”转变为“高品质生产”，从“产业链”延伸到“价值链”，就必须提高产品质量，形成品牌效应，在推进新型工业化过程中建设现代产业体系。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推动之下，生产的自动化程度越是提升，就越需要培养高素质的制造业队伍，建强数量充足、质量优良的高技能人才支撑力量。为此，必须以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的职业教育培育大国工匠等高技能人才，构建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

《建议》指出，人口结构变化给经济发展、社会治理等提出了新课题。人口结构变化的最重要特征，就是青年人口数量占比的减少与劳动力人口的收缩。因此，为在2035年完成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必须尽快将“人口红利”转变为“人才红利”。

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因为帝国主义的侵略与清王朝的腐败无能，我国错失了发展机会。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我国奋起直追，迅速医治了战争的创伤，解决了国民经济建设的生产力布局问题。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我国跟上了世界的前进步伐，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消除了农村绝对贫困，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我国在很多方面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尤其是在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的制造使用与大语言模型的研发方面，更是走在了世界前列。

“人工智能+”格局的形成，既对很多白领工作岗位形成替代，也对很多蓝领工作岗位形成替代。只要是重复性、常规式、知识性的劳动，就易于被人工智能所替代。在发展方向上，大多数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认为，人工智能替代的就业岗位会大于其创造的就业岗位。我国的劳动力人口，尤其是青年劳动力人口的下降，恰与人工智能革命的进程相重合。只要人力资本的增速仍然在增长，只要人工智能对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具有可持续性，只要科技进步速度快于人口老龄化速度，那么，劳动力人口的减少就不会对生产端，或者对产品与服务的供给端形成压力，这也使我国易于通过人才红利发展国民经济、推进社会进步，不断满足人民在改革开放与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对美好生活日益增长的需要。

第一，提升青年在人机协作能力方面的人力资本。《建议》明确提出，要推进“人工智能+”发展模式。未来的大国博弈与产业竞争，将主要聚焦人工智能领域。科技革命突飞猛进的发展，具身机器人的使用，会极大程度重组行业格局，从供给端改变整个社会的生产方式、社会组织方式与社会消费方式，使劳动力人口加速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最大限度节约直接从事物质资料再生产的青年劳动力，推动主要劳动力人口转移到管理领域和研发领域，推动社会进入知识经济和信息经济主导的智能社会，展现出人机结合的社会特征。这在客观上迫使我们必须在各级教育中强化青年对人机协作能力相关的人力资本的积累，即在人力资本构成中，将更多的课程设置放在人机协作能力的培养上。

与此同时，还需要以人为本建构智能时代的伦理学。智能社会的来临，不是不需要哲学社会科学，而是需要将工业社会的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为智能社会的哲学社会科学，形成智能社会的自主知识体系。这需要我们尽快建构智能社会的世界观方法论、理顺智能社会的社会关系、社会网络与家庭组成模式，建构以人为本的、使机器人服务于人的科技向善伦理。

此外，还需要加快改革不同教育阶段的教材体系。不管是在初级教育、中等教育还是高等教育阶段，都需要尽快改革原有教材体系、知识体系和教育模式，培养青年一代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反思性思维能力和创新性发展能力。唯有如此，才能推进人才红利与人工智能红利协同发展。在青年人力资本的提升过程中，积极将科技革命成果尽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未来的社会，一定是人机协同发展的社会。只有将青年的人才红利与人工智能红利密切结合，才能促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更好地相适应，推进新型生产关系与新质生产力更好地相适应，推动国家治理与社会发展更好地相适应。

第二，在人口收缩中加快提升青年人力资本的质量。我国人口金字塔呈青少年人口规模占总人口比重迅速收缩的态势。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15~35岁年龄段的青年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为33.51%。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发现，青年人口占比已经下降到27.18%，10年时间下降了6.33%。青年人口数量的下降会渐进梯次影响整个教育体系各教育阶段的学龄人口。义务教育阶段小学在学学生规模已于2023年达峰、初中生数量将于“十五五”规划实施的第一年即2026年达峰。高中、大学的学龄人口虽然当前仍在持续增加，但也将分别于2029年、2032年达到峰值，此后将加速下行。到2035年我国学龄人口总规模预计将持续减少至约2.50亿。当前，出生率的降低与少儿人口的减少，已使幼儿园普遍陷入招生难困境。在教育的城镇化过程中，很多农村小学已经转变为不足10人的“麻雀小学”。处于义务制教育阶段的初级中学，已普遍向城镇和县城集中，高中阶段教育已经县城化了。

少儿人口占比的下降，会使未来青年人口的占比迅速下降。青年人口的下降虽然会降低未来的劳动力供给数量，但却会在未来提升优质教育资源的生均占有率，为青年创造更好的受教育环境，促进各级各类教育从规模扩张阶段过渡到内涵式发展阶段，使青年接受更为优质的教育，提升青年人力资本的质量。

第三，推动青年在创新创业中挑大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青年科技人才规模快速增长，研发人员数量由2012年的416.7万人增长到2021年的858.1万人，年均增长7.67%。研发人员的增量，主要来自青年。比如说，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45岁以下的参研人员占比超过80%。在北斗导航、探月探火等重大战略科技任务中，各个项目团队的平均年龄为30余岁。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者的平均年龄已低于45岁。现在，自然科学领域的博士毕业生总人数已经超过45万人。截至2025年4月，全国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工作站总数也达到8800个，累计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超40万人，仅2024年进站的博士后数量就达到了4.2万。

保障青年科技人员在各领域挑大梁。2022年，科技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减轻青年科技人员负担专项行动的通知》，开展推动青年科研人员挑大梁、增机会、减考核、保时间、强身心五项行动。2023年，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青年科技人才培养和使用的若干措施》，加大了政策支持力度，明确提出在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应急科技攻关中要大胆使用青年科技人才，使40岁以下青年科技人才担任项目课题负责人和骨干的比例原则上不低于50%，要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对青年科技人才的资助项目数占比保持在45%以上，要使基本科研业务费重点用于支持35岁及以下青年科技人才开展自主研究，要让科研岗位的青年科技人才将每周80%以上时间用于科研学术活动。

第四，发挥有组织科研的制度优势。《建议》指出，要强化人才集聚、加强人才协作的创新作用。创新不仅需要深厚的专业知识的支撑，更需要跨学科人才的通力合作。因此，我们一方面要鼓励单打独斗式的“英雄式创新创业”，另外一方面也要发挥有组织科研的作用，激励团队合作，尽快在高科技自立自强上形成重大突破。

此外，应建立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青年人才评价体系，创新评价方式，形成优秀青年人才职称职务破格晋升机制，积极推进科研项目负责人及科研骨干队伍年轻化。与此同时，我们还需要加强支持青年人才成长环境的营造。随着青年人的结婚成本、生育成本、养育成本和教育成本的攀升，还需要继续强化青年友好型社会建设、加大青年人才生活服务保障力度。适当提高职业早期青年人才薪酬待遇，帮助青年人才解决婚育、子女入学、住房等方面的困难。只有社会各类科教组织实体加强对青年人才的关怀爱护，才能更好引导青年人才传承和发扬老一代优秀科学家科技报国的志业精神和使命感责任感，在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实践中奉献青春和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