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云川
为什么熟读儒家四书经，封建科举制选出来的大都是伪君子真小人，从来没有圣贤人才？
有人说：封建科举始于隋朝，兴于唐宋明清，终于民国，打破了士族门阀垄断，为底层知识分子提供了上升通道。四书五经培养出来的人才很多，比如范仲淹、岳飞、文天祥、海瑞、林则徐等人，不都是浩然正气之人吗？
朱云川老师答：
封建科举制选拔出来的不是圣贤人才，而是“从道不从君”实则不忠君不爱国的两面人——精致利己主义者，满口“仁义道德”“浩然正气”实则尸位素餐追名逐利虚伪至极的伪君子——真小人。
当然，历史上也有个别儒家人才，也算几缕清流，洁身自好或正直之人，能力平庸也是常态。个别不代表整体，好比唐宋明清及民国时期有太多的文臣乱国贪官污吏，不代表没有几个清正廉洁之人。
01 拨开“圣贤”迷雾：重审科举与儒家人才的真实底色
各位听众：
今天我们要直面一个被历史光环掩盖的真相——当人们歌颂科举制“打破门阀、赋能寒门”，推崇四书五经培育出“浩然正气”时，朱云川老师的论断如利刃般刺破了这层幻象：封建科举选拔出来的，从来不是济世安民的圣贤，而是一群“从道不从君”的两面人、满口仁义道德的伪君子，所谓的“清流”不过是万恶浊流中的零星泡沫，根本代表不了儒家思想整体的溃烂。
有人说，科举制打破了士族垄断，让底层读书人有了上升通道。可这条通道通向的，从来不是“为天地立心”的圣贤国，而是封建专制的名利场。读书人把四书五经当成敲门砖，把“仁义道德”挂在嘴边，本质上是为了换取功名富贵、跻身统治阶层。他们嘴上念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心里算的却是如何讨好上司、搜刮民脂；表面装着“清正廉洁”，背地里却结党营私、贪赃枉法。所谓的“上升通道”，不过是把底层精英改造成专制工具的流水线——它筛选的不是“圣贤”，而是最擅长伪装、最懂得配合演戏、真理服从名利的“精致利己主义者”。
还有人举范仲淹、岳飞、文天祥、林则徐的例子，说这是儒家培育出的浩然之士。可恰恰是这些人，在科举体系里从来都是“异类”，而非“常态”。范仲淹因直言进谏屡遭贬谪，岳飞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处死，文天祥更是在王朝覆灭时殉国、林则徐禁烟被革职流放伊黎——他们的结局本身就证明，在科举选拔的主流体系里，“浩然正气”是不被容忍的“缺陷”，而非被推崇的“美德”。
就像在满是淤泥的池塘里，偶尔冒出几株荷花，难道就能说这池塘是清澈的？唐宋明清数百年，科举选出的官员何止千万，可被后世记住的“清流”不过寥寥数人，剩下的绝大多数，不是尸位素餐的庸官，就是鱼肉百姓的贪官。用几个“个别案例”掩盖千万个“真小人”的事实，不过是自欺欺人的谎言。
更讽刺的是，儒家所谓的“从道不从君”，早已沦为两面人的遮羞布。他们嘴上喊着“道高于君”，看似有风骨，实则是把“道”（权力任性）当成谋取私利的工具——顺君意时，就用“君权神授”讨好帝王；逆己心时，就拿“从道不从君”标榜清高。
本质上，他们既不忠于君，更不忠于民，只忠于自己的功名利禄。满口“仁义道德”，是为了包装自己的贪婪；标榜“浩然正气”，是为了掩盖自己的卑劣。这种“伪君子”比明目张胆的“真小人”更可怕——他们用儒家的外衣美化专制，用道德的口号麻痹民众，让封建统治的枷锁变得更隐蔽、更难挣脱。
各位，我们不能再被“科举选贤”“儒家育圣”的假象迷惑了。科举制的本质，是封建王朝选拔统治工具的制度；四书五经的作用，是给这些工具披上“道德外衣”的包装。
历史早已证明，靠儒家思想这套体系永远出不了圣贤，只能批量生产伪君子、真小人。那些零星的“清流”，不过是黑暗中的微光，根本照不亮整体的腐朽。今天我们重提这些，不是要否定历史，而是要认清真相——只有打破对科举与儒家的盲目崇拜，才能真正跳出“封建思维”的桎梏，走向更理性、更平等的现代社会。
谢谢大家！
02 警惕儒家思想的历史桎梏与当代陷阱
各位听众：
今天我们不谈那些被包装得天花乱坠的“传统文化光环”，而是要撕开儒家思想那层温情脉脉的面纱，看看它在千年历史中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不是什么“治国良方”，而是套在民族精神上的枷锁；不是什么“道德灯塔”，而是维护封建专制的工具。
儒家思想的核心，从来都是“等级”与“服从”。从“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到“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愚忠，它从头到尾都在构建一个“不许质疑”的秩序。
君主可以昏庸无道，臣子必须“文死谏”；父亲可以蛮不讲理，子女只能“愚孝”；丈夫可以三妻四妾，妻子却要“从一而终”。这种把人钉在等级链条上的思想，哪里有半分“仁者爱人”的温度？它爱的从来不是“人”，而是维护专制的“秩序”（名利）；它推崇的从来不是“平等”，而是让底层民众安于被压迫的“安分守己”。
更讽刺的是，儒家嘴上喊着“义利之辨”，实际却成了最精致的“利己主义教材”。多少读书人把“四书五经”当成敲门砖，嘴上念着“修身齐家”，心里想的全是“升官发财”；表面装着“清正廉洁”，背地里却刮地三尺。科举制度用儒家经典筛选人才，筛出来的不是什么“圣贤”，而是一群熟悉“话术套路”的伪君子——见了权贵点头哈腰，得了权力鱼肉百姓，嘴里还得念叨着“为政以德”。
海瑞、文天祥这样的人之所以被歌颂，恰恰是因为他们在儒家体系里是“异类”，是极少数没被这套规则彻底驯化的人，而不是儒家思想培育出的“常态”。
到了近代，儒家思想更是成了阻碍中国进步的“绊脚石”。当西方已经开始文艺复兴、工业革命，追求科学与民主的时候，我们还在抱着“天朝上国”的幻想，用“中（儒）学为体，西学为用”自我安慰。儒家推崇的“重农抑商家天下”，让中国明清错过了资本主义萌芽；它贬低的“奇技淫巧”，让我们在科技上落后西方百年；它固守的“祖宗之法不可变”，让改革举步维艰。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国家，那些还在主张“以儒治国”的人，不是愚昧无知，就是为了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不肯正视儒家思想早已跟不上时代的现实。
今天还有人把儒家思想捧成“救世良药”，说什么“回归儒家能解决社会问题”，这简直是开历史的倒车。我们要的是平等，不是“三纲五常”的等级；我们要的是创新，不是“祖宗之法”的束缚；我们要的是理性，不是“天人感应”的迷信。当然，我们不否认传统文化中存在优秀成分——道圣墨贤，但对儒家思想，必须要有清醒的批判——要剔除它的专制基因、等级糟粕，而不是把它当成“香饽饽”全盘接受。
各位，真正的文化自信，从来不是盲目崇拜过去，而是敢于正视历史的局限，敢于打破落后的桎梏。儒家思想里的糟粕，早已不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与其抱着它自欺欺人，不如丢掉这块“绊脚石”，用更开放、更理性、更平等的思维，去构建真正符合时代需求的文化体系。这，才是对历史负责，更是对民族未来负责！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