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本土到全球:外资收购如何改变员工跳槽路径
题目:From local to global: How foreign acquisitions reshape job mobility
文献信息:Carl Davidson;Fredrik Heyman;Steven Matusz;Fredrik Sjöholm;Susan Chun Zhu |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62 (2026) 104278 | Available online 21 May 2026 | DOI: 10.1016/j.jinteco.2026.104278
原文链接: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022199626000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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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跨国投资进入一家本土企业之后,变化不只发生在资产负债表或企业边界上,也可能发生在员工身上。这篇论文关注一个更贴近劳动市场的机制,员工在被外资收购的企业中获得跨国经营经验后,下一份工作会不会更可能走向其他跨国公司,并由此改变工资增长路径。它把外资收购、全球生产网络和职业阶梯放在同一个经验框架里,适合带着资本流入如何变成员工可携带技能这个问题来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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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屏读懂
回答什么问题:外资收购作为企业国际化冲击,是否会让原本在本土企业工作的员工获得更可转移的跨国经验,并改变他们离开原企业后的去向和工资增长。
核心结论:员工转向另一家跨国企业的概率提高 3.6 个百分点,转向本土企业的概率下降约 4 个百分点,表 4A 的对应估计均在 1% 水平显著;转向其他跨国企业的员工随后工资增长也更高。
证据类型:证据来自瑞典匹配雇员-企业行政数据,属于基于匹配样本的因果识别证据;作者用倾向得分匹配构造相似的被收购企业与控制企业,再用堆叠双重差分估计外资收购前后员工流向跨国企业和本土企业的变化。
反直觉的发现:更强的国际经验并不表现为普遍跳向高工资企业,而是更集中地提高员工流向其他跨国企业的概率,工资增益也主要在这一路径上更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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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on worker mobility, with a focus on Swedish companies acquired by foreign multinationals. We posit that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by imparting knowledge about foreign operations, enhances an employee’s appeal to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MNEs). By matching acquired firms with comparable control firms and using a stacked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ethodology, we obser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f foreign acquisitions on job mobility. Our results indicate that foreign acquisitions raise the likelihood of switching to another MNE by 3.6 percentage points, while reducing moves to local firms by approximately 4 percentage points. Furthermore, workers who transition to another MNE post-acquisition have significantly higher wage growth compared to those who stay. Additional analyses reveal that the positive effect on mobility to MNEs is linked to learning opportunities stemming from increased trade linkages within multinational production networks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advanced technologies after an acqui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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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考察国际经验对员工流动的影响,研究对象是被外国跨国公司收购的瑞典企业。我们认为,国际经验通过传递海外运营知识,会提高员工对跨国企业的吸引力。我们将被收购企业与可比控制企业匹配,并使用堆叠双重差分方法,发现外资收购对工作流动有显著影响。我们的结果显示,外资收购使员工转向另一家跨国企业的概率提高 3.6 个百分点,同时使其转向本土企业的概率下降约 4 个百分点。收购后转向另一家跨国企业的员工,相比留任者获得显著更高的工资增长。进一步分析表明,向跨国企业流动的正向效应,与收购后跨国生产网络中贸易联系增强和先进技术采用带来的学习机会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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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在问什么?
现实现象
跨国公司需要熟悉先进技术、国际物流、供应链管理、外国法规、国际营销和金融的人才;员工进入这类组织后,可能获得一组本土企业未必同样提供的国际化技能。
核心研究问题
本土企业被外资收购后,员工新获得的国际经验会如何改变他们之后的企业间流动路径,并带来什么工资后果?
为什么这个问题重要?
工作流动本身是工资增长与职业阶梯的重要环节。把外资收购放进这个问题,能看到跨国投资影响并不止于被收购企业的就业和工资,还可能改变员工之后带着什么技能流动。
对全球生产与贸易而言,文章关心的是跨国公司所需的技术、物流、供应链、法规、营销和金融能力能否随员工跨企业转移,这直接关系到技术溢出与劳动市场收益如何发生。
这个问题难研究,是因为跨国企业经验和员工能力本身会同时影响流动。更有能力的员工更可能进入更好的企业,而这些企业往往也是 MNE;直接比较已经在 MNE 的员工和本土企业员工,容易把自选择误读为国际经验的作用。
这篇对国际贸易研究有什么启发?
文章把外资并购作为本土企业进入跨国企业体系的一次国际化冲击,观察员工是否因此获得可转移的国际经验,并沿着跨国企业维度重新配置到其他企业。
最直接的贸易机制是全球生产网络。外资收购可能改变进口投入、来源国贸易联系、技术采用和管理实践,进而改变员工可携带的人力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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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在文献树上看
文章连接了 job ladder 与工资增长文献、国际经验/出口知识可转移文献、以及外资并购影响就业和工资的文献。相较于 Topel and Ward (1992)、Mion and Opromolla (2014)、Mion et al. (2022, 2024) 和 Heyman et al. (2007, 2011),它把职业阶梯从工资或生产率阶梯推进到企业全球化参与度阶梯,并把并购后的 movers 放到核心位置。
与 Mion and Opromolla (2014) 和 Mion et al. (2024) 的出口知识研究相比,本文把市场特定人力资本的逻辑推进到外资并购后的员工流动和工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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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怎么做?
方法与模型设定
基准回归控制工人固定效应、年份固定效应和随时间变化的工人与企业特征;标准误聚类到 firm-year 层级。事件研究版本以收购前一年为基准,并剔除收购当年观测,因为该年无法界定 movers 与 stayers。
模型识别依赖 parallel trends 和 SUTVA 两项假设。作者用处理前事件研究检查 parallel trends;控制组从全国瑞典企业池中选择,而不是限定在同地区或同行业小市场,以降低处理企业收购影响控制企业员工的可能性。
作者先在企业层面用一对一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构造 never-acquired 的瑞典本土控制企业,再在工人层面用 stacked DiD 比较处理组和控制组在收购前后的流动变化。
数据来源与样本
数据来自 Statistics Sweden 可链接的企业和个人行政登记,覆盖瑞典企业与个人,并能追踪所有权、就业和岗位流动;研究期为 1996-2015 年,外资收购事件为 1998-2013 年。
企业样本限定为至少 10 名员工的私营部门企业;工人样本包括收购时 22-62 岁、在 treated 或 control firms 就业的员工。
理论机制
文章的分析框架是把外资收购理解为本土企业进入跨国企业体系的一次国际化冲击。员工在新所有者的跨国生产网络中接触海外运营、供应链、技术和市场信息,如果这些经验对其他跨国企业更有价值,离职后的目的地就会从本土企业转向跨国企业。
文章进一步把外资收购后的变化分成三类可检验通道,包括贸易联系和跨国生产网络、先进技术采用、管理实践。前两条通道与员工向其他跨国企业流动的关系更清楚,管理实践通道的解释力相对弱。
机制解释围绕跨国企业特定技能与市场特定技能展开。外资收购让员工接触跨国运营、供应链和技术流程,这些经验对其他跨国企业更有价值,而不是一般性地提高其进入高工资企业的概率。
贸易联系是最贴近国际经济学的机制。作者发现并购后被收购企业总贸易额上升,主要由进口驱动,而且与收购方来源国的贸易份额上升。
技术采用提供第二条通道。来自技术更先进国家的收购,以及收购后软件或数据支出更高的企业,对应更强的向跨国企业流动,但这仍是通道证据,不是逐个工人技能学习的直接观测。
管理实践不宜被写成最强机制。外资收购无论来源国管理实践质量高低都提高向 MNE 和外国 MNE 的流动,但高质量管理实践来源国的效应反而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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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结果与关键数量级
外资并购把一部分工人的职业路径从本土企业推向跨国企业。作者主要采用的估计结果显示,向其他跨国企业流动提高 3.6 个百分点,向本土企业流动约降低 4 个百分点,表 4A 的对应系数均在 1% 水平显著。动态上,去跨国企业的效应前两年不显著,第三年后才显现,第六年稳定在约 7 个百分点。
工资端的结果集中在 movers。控制变量版本中,转向跨国企业的 movers 相对留任者的收购后工资增长差距约高 9.5 个百分点,并在 1% 水平显著;10 年期年化工资增长率为 MNE movers 6.4%、local-firm movers 5.3%、stayers 5.5%。
平均效应显示,外资收购使员工转向其他跨国企业的概率提高 3.6 个百分点,大约相当于每 100 名处理组员工中多 3 到 4 人转向跨国企业。
图表:Fig. 4:外资收购对工作流动的动态效应

注:原文 Fig. 4;事件研究估计相对收购前一年,竖线为 95% 置信区间。向 MNE 流动的处理前系数接近零,前两年不显著,第三年后上升并在第六年稳定在 7 个百分点。
来源:原文 Fig.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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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信度与边界
这套证据比较有说服力的地方,是作者没有直接比较已在 MNE 的员工与本土企业员工,而是抓住本土企业被外资收购这一所有权变化,在匹配样本中追踪同一批工人的流动和工资变化。匹配后的 treated 与 control workers 如果没有外资收购,应当具有相似的工作流动趋势;控制组也不应被处理组企业的收购间接影响。作者用处理前事件研究、行业-年份内替代匹配、entropy balancing、不同事件窗口、加入 firm age、行业-年份固定效应和替换固定效应等方式复核,结论方向保持一致。
样本来自瑞典 1998-2013 年发生外资收购的本土企业和匹配控制企业,工人是收购时 22-62 岁的在职者;结果更适合解释高流动率劳动市场中的并购后 worker mobility。剩余弱点是收购选择性和技能机制仍有间接成分。PSM 和 DiD 缓解了可观测选择与共同趋势问题,但具体技能学习主要由目的地类型、贸易联系和 IT 支出等模式推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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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示与应对
作者在结论中认为,如果外资并购提高向跨国企业流动和工资增长,便利这类并购的政策可能为劳动市场带来更广泛收益。从研究对象看,外资并购改变的不只是目标企业的工资或就业水平,还改变员工在本土企业、外国 MNE、同来源国 MNE 和其他 MNE 之间的流动矩阵。政策讨论可以关注企业被纳入全球生产网络后的技能形成、员工再匹配和职业轨迹,但不能把瑞典样本直接外推为所有国家和所有并购的平均效果。
评估外资并购时,不能只看目标企业内部工资和就业,还要看员工是否借由跨国网络进入新的跨国企业职位并获得更陡峭的工资轨迹。
政策延伸应保留学习期这一限定。外资并购可能带来更广义的劳动市场收益,但不能被解读为所有收购都应被无条件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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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补充卡片
外资并购把一部分工人的职业路径从本土企业推向跨国企业。作者主要采用的估计结果显示,向其他跨国企业流动提高 3.6 个百分点,向本土企业流动约降低 4 个百分点,表 4A 的对应系数均在 1% 水平显著。它的边际贡献在于,文章把外资并购的结果变量从目标企业内部的工资和就业扩展到员工离开目标企业后的职业路径与工资动态。相对国际经验和出口知识文献,本文利用所有权变化处理因果性,并显示国际经验具有市场特定性和可携带性,尤其会流向相同来源国或相似技术网络中的跨国企业。
作者先用一对一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构造 never-acquired 的瑞典本土控制企业,再在工人层面用 stacked DiD 比较处理组和控制组在收购前后的流动变化。事件研究版本以收购前一年为基准,剔除收购当年观测,因为该年无法界定 movers 与 stayers;模型控制工人固定效应、年份固定效应和随时间变化的工人与企业特征,标准误聚类到 firm-year 层级。stacked DiD 的识别假设包括 parallel trends 和 SUTVA。数据来自 Statistics Sweden 可链接的企业和个人行政登记,覆盖瑞典企业与个人,并能追踪所有权、就业和岗位流动;研究期为 1996-2015 年,外资收购事件为 1998-2013 年。企业样本限定为至少 10 名员工的私营部门企业;工人样本包括收购时 22-62 岁、在 treated 或 control firms 就业的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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