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级青年拔尖人才,破格教授、任全国重点马院副院长,C刊新作阐释全过程人民民主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坚持人民至上的人的现代化。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显著标识与本质要求。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在“十四五”目标即将完成、向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迈进的关键节点，明确将“坚持人民至上”作为“十五五”时期发展的重要原则，强调中国式现代化必须“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这一重大论断在二十届四中全会部署中得到进一步深化。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进一步提高”。这让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突破成为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阐释的重要增长点。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塑造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独特民主观，其民主观本质决定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在文明根基、制度形态、实践范式的理论突破。本文立足于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剖析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创新内核，阐释其对人类政治文明的独特价值。

一、中国式现代化特征塑造的全过程人民民主独特民主观

全过程人民民主深深扎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是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孕育生长出来的民主形态，与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取向和实践要求高度契合，是一种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实际的民主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有着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等特征，这些特征从不同维度为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了实践场域与价值指引。全过程人民民主在中国式现代化推进过程中，自然形成并不断被塑造出独特民主观。

（一）规模适配的民主观：人口规模巨大的民主实践逻辑

中国式现代化具有现代化的一般特征，也独具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享现代化的发展成果。马克思指出：“全部问题就在于确定民主的真正意义。”而民主的真正意义关涉民主的价值实现，即是否对实现人民权益和推动社会发展有用。在古希腊，“民”具有很强的排他性，仅仅指城邦内的所有公民（即城邦内的所有成年男性，约4万人）。相应地，妇女和未成年人（约4万人）、奴隶（约35万人）、外邦人（约4万人）则被排除在范围之外。但总体而言，古希腊民主形成了一系列的民主活动和民主环节，形成了现代民主观的雏形。如此一来，就形成了直接民主形式。卢梭指出：“他们不断地在广场上集会。”但是，由于地域和人口的限制，直接民主只能局限于小国寡民的城邦之中。随着文艺复兴推动人民思想的启蒙和解放，进而建立现代国家，这对于直接民主来说都是巨大的“利维坦”，即直接民主形式难以承载庞大的国家区域，这就形成了原初民主意涵与现代国家民主制度建构的矛盾张力。近百余年来，资产阶级不断强化民主的程序化功能，实现了民主的原初意涵的程序化改造。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民主观以维护“单纯的资产阶级统治”为目的，广大劳动群众即人民被限制在狭小的空间范围内，而成为资本和国家权力的附庸。而中国式现代化特征塑造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所诠释的民主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民主观，它与真实意义上的民主紧密相连，人口规模巨大表征了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所寻求的民主观形成发展的客观条件。

国家发展的顶层设计承载14亿多中国人民的所思所盼，是中国式现代化特征塑造的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民主观最深邃的内涵和最核心的价值。此民主观所强调的人民，绝不是西方国家所标榜的全体公民这一狭隘界定，而是“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其涵括程度广泛且数量庞大，兼具整体性与个体性。14亿人民群众是维系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全过程人民民主产生和发展的主体力量，也是评判民主现代化发展效能的主体力量，“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在此基础上，中国式现代化特征塑造的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民主观以重叠共识的路径统合社会智识，以差异化和谐共在的主体间性理念谋求人民意志的最大公约数，以总体性利益超越局部性利益之和，充分尊重和包容多元利益主体的差异化实践，从而促进政党关系、阶层关系、民族和宗教关系等多元关系的内在和谐，“我国十四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实现人口规模巨大基础上的人民群众大团结大联合。

（二）共同富裕导向的民主观：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蕴含的价值导向

民主观天然地融含平等属性。“民主这个概念中包含着社会平等的要求”。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内在地涵摄实现人民群众对现代化发展成果的平等分配目标。西式民主观突出标榜自由价值，但这种自由以不平等为代价，必然无法属于所有主体，即它让少数人不平等地实现对现代化发展成果的占有，而使主体中的大多数沦为其现代化发展的牺牲品，从而导致政治民主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分离。事实证明，西式民主观不仅无法承载共同富裕的经济目标，反而会在资本逻辑支配下导致少数资本家更富有而多数人变得更贫困。

中国式现代化特征塑造的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民主观具有防止在穷人和富人当中出现“不可逾越的鸿沟”的内在规定性，是共享的民主观对分化的民主观的超越。纵观历史，共同富裕不仅对应于中国式现代化特征塑造的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民主观的探索、形成和发展历史，更构成了其发展纵深的目标和动力。在革命时期，共同富裕的目标愿景隐含于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发展工商业和促进农业生产、制定《劳动保护法》以及在抗日根据地开展大生产运动从而激发人民群众的民主认同等实践之中，为中国式现代化特征塑造的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民主观创造根本社会条件。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以共同富裕为目标，使人民群众“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消解了在“三大改造”过程中因利益结构调整导致的人民群众心理失衡问题，促进社会成员的利益协调。改革开放使中国从“穷国转变为中等繁荣”的国家，中国共产党明确了共同富裕的科学内涵，“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并依托共同富裕目标解决了民主改善和社会治理的底线性和基础性问题，将人民群众的民主参与转化为社会平等和经济分配的历史结果，为中国式现代化特征塑造的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民主观促进社会和谐、激发社会活力、凝聚社会共识、增进社会团结。新时代以来，实现共同富裕成为着眼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大创见，中国共产党在共同富裕目标的加持下真正找到了现代化与民主观的并行不悖、共荣共进之路，“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真正实现经济民主与政治民主的有机统一。

总之，共同富裕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本质要求和发展目标，也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实现民主善治的目标。要在民主的时空拓展与共同富裕目标的稳定性推进、资源和机会的分配正义与共同富裕的主体推动、民主权利的均衡保障与共同富裕的整体提升等一系列民主实践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持续互动中，造就“发展惠及人民—人民推动发展”的良性循环格局，促进人民群众对中国式现代化特征塑造的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民主观更具目标性和比较性的历史理解。

（三）双文明协同的民主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民主发展路径

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标定了中国式现代化两大文明协调发展层面的根本要求。毛泽东早在1940年就提出了符合民主发展规律的“新政治、新经济、新文化”建设。从增长的维度看，西式现代化发展的动力源于其物质激励，然而资本逐利性与劳动报酬的矛盾无法调和，资本逻辑凌驾于政治逻辑并忽视精神文明建构，从而使其无法跳脱出一定的发展边界。中国式现代化特征塑造的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民主观不像西式民主那样偏执于经济一端，而是同时兼顾经济、政治与文化等多方面，不断致力于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不言而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是中国式现代化特征塑造的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民主观建构趋优的内在动力。

一方面，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蕴含着民主观。充分发挥中国式现代化特征塑造的全过程人民民主独特民主观作为上层建筑所具有的变革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能够为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提供丰厚的物质基础。具体而言，一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要坚持经济民主，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经济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特征塑造的全过程人民民主独特民主观在经济领域的贯彻，不仅不会限制经济发展，反而会通过促进市场机制的均衡性发挥，增强经济活动效率、激发经济主体积极性。二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需要协调多元主体的利益。市场本身存在诸多缺陷，需要政府充分发扬民主，坚持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民主与集中的统一，以一定的民主协商实践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三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需要科学的民主制度的保障。科学有效的民主制度能够在尊重市场逻辑和人民中心价值的基础上促进市场机制的有效发挥，防止出现平均主义和民粹主义。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蕴含着民主观。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实现了从追求物质条件的满足到民主、法治、公平等精神生活方面要求的现实提升，“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而精神生活的满足离不开民主观的树立、培育与践行。中国式现代化特征塑造的全过程人民民主独特民主观可以保障人民群众参与公共生活和当家作主的基本民主权利，同时践履其政治责任和义务，在公共政治生活的理性参与中形成民主习惯、提升民主认知和增强民主意识，从而使人民群众在一系列的共情体验中获得满足感、幸福感和价值感，进而在强烈的主人翁意识下培育现代公民和现代政治文化，提升精神文明建设水平和公民思想道德水平。

（四）民主友好的生态民主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民主实践维度

民主友好的生态民主观，是中国式现代化特征塑造的全过程人民民主独特民主观的重要体现。这种生态民主观意味着生态理念的民主意蕴，是指生态系统内部的多元主体通过一定的民主协商方式确定各自的生态权益与生态责任。当然，除人类之外的其他生态主体无法参与到这一实践活动之中。但这并不意味着此民主观就是空谈，因为直接的参与民主并非是生态民主的充分必要条件，而可以通过具有理性思维和生态正义的人类主体代替非人类主体进行利益诉求和价值主张的表达。至于非人类主体的诉求和主张的内容，则体现在一定的生态信号和科学实验的发现之中。例如，全球变暖与冰川融化、动物向北迁徙、某些地区降雨量骤增等生态“警告”则生动地代表着非人类主体的利益诉求和价值主张。另外，现实中为自然争取权利和保护生态的运动也是此民主观的表现形式。

西式民主观内嵌着精英型政党以周期性选举为核心的对眼前利益或短期利益的重视和考量。由此，对资源的消耗、自然的破坏和环境的污染等一系列超越理性限度的“僭越”实践，成为资产阶级为追求现代化发展所留给人类社会的现实代价和副产品。正如恩格斯深刻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资本逻辑支配下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其利益攫取的背后涵摄着生态民主伦理的缄默与退场，资本逻辑裹挟并制约了生态民主的长远性发展。另外，真正的生产者在不平等的民主地位下被剥夺了劳动的原料、土地等自然条件，从而只能受制于资产阶级的价值束缚进而被剥夺民主权利本身。中国式现代化特征塑造的全过程人民民主蕴含独特的民主生态观，与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理念形成了深刻的价值互释关系。人民群众在生态政策与法律法规制定过程中的民主参与和智识凝聚有利于实现对短期逐利行为的纠偏，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国内和全球生态破坏与危机的现实关照。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是中国式现代化特征塑造的全过程人民民主独特民主观的具体体现。这一发展理念的出场和完善有着深刻的历史底蕴与现实动因。因为不计后果地对生态环境物质利益的攫取和破坏，会使得当下的“岁月静好”由他人以及下一代人“买单”。因此，要统筹好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系，要实现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动态平衡，要推动整体利益与个体利益的有机协调，就需要超越民主选举过程的得失算计，不仅要通过民主协商来统筹不同领域发展、协调不同主体利益、凝聚多元主体共识，也要通过民主决策来促进主体对生态民主的价值认同及主体间生态民主实践的相互确证，而且需要通过民主管理和监督的对象化实践为生态民主“立法”，压缩生态保护过程中短期逐利行为的空间。总体而言，中国式现代化特征塑造的全过程人民民主独特民主观所包含的人民中心价值和全过程性特征是实现生态正义的保障。“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这要求决策者既不能由于生态保护而忽视人民利益，也不能出于短期物质利益而忽视生态保护，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五）和平导向的民主观：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民主世界维度

历史经验显示，现代化的实现过程并不都是共赢、和谐和稳定的。在西方，自由主义者们不断排挤和打压异己民主样态和意识形态，更新民主伦理的下限。事实上，西方国家所推行的弱势民主观并未给予现代化国家民主化进程以发展活力和善治愿景，而成为其“民主化试验场”，加深后发现代化国家对其设定的现代化体系的依附，从而实现其谋求后发现代化国家的主权、市场和资源的实质性目的，以援助之名行削弱之实，使后发现代化国家在“通往奴役之路”上越陷越深。

中国式现代化强调和平与发展、合作与共赢，而不走战争、霸权和掠夺的老路。这不仅与“以和为贵”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契合，也与中国式现代化特征塑造的全过程人民民主独特民主观所强调的坚守和维护人民利益互释互构，彰显出“高势位”的道义价值。具体而言，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特征塑造的全过程人民民主独特民主观的理论与实践创新主要依靠内生的变革动力以及立足本国土壤的现实资源。这就使得其不需要像西式民主观那样去持续地掩盖和装饰其历史原罪，也不需要把自己的民主观念强加于他国来转移矛盾，而是秉承“欢迎大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的和平胸襟，充满了人类大同的长远意蕴，所指向的是超越霸权逻辑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另一方面，合作共赢蕴含着国际关系中的民主协商。中国式现代化特征塑造的全过程人民民主独特民主观内蕴着共商共建共享的文明交往范式，从而凝聚全球性的民主共识，昭彰了高阶正义的伦理价值；内蕴着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文明交往主线，从而弥合价值分歧，打破因意识形态不同所导致的交流互鉴藩篱。“共同做大人类社会现代化的‘蛋糕’，努力让现代化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国人民，坚决反对通过打压遏制别国现代化来维护自身发展‘特权’。”所谓共商共建共享，就是要在国际决策、国际分配与国际责任中始终贯彻合作与共赢的原则，其内在地包含着决策民主、分配民主和责任民主的民主观。

总之，中国共产党直面现代化发展的机遇与挑战，从民主发展的一般规律出发把握自身发展道路，而不是以“终结民主历史”为目的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特征塑造的全过程人民民主独特民主观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功能性向度，不断追求中国式民主观与世界民主发展观相融含的路径。中国式现代化特征塑造的全过程人民民主需突破西式民主狭隘的自我原子化倾向和伦理优越感，重新复苏民主的道义规范和伦理意义，在自我与他者的和谐共在、琴瑟共鸣中镌刻人类民主共同体的良善生活。

二、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突破

中国式现代化特征塑造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拥有自己独特的民主观，是坚持党的领导的社会主义民主，是秉持人民至上的民主观核心内核，是拥有制度保障的实践支撑民主，是拥有五大环节的全链条民主。这些特征实现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在文明根基、制度形态、实践范式的理论突破。

（一）文明根基的突破：从资本逻辑到人民至上的价值重构

在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现实的人”之真实性、发展性和实践性遭到资本逻辑的束缚与禁锢，因此只能止步于马克思所指出的人的第二个发展阶段即物的依赖性阶段，民主受制于资本主导的逻辑，而无法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规律性跃升。具体而言，西式民主观普遍认为天赋人权是民主政体的起点，从而将个体自由无限放大，强调个体的人追求无限自由就是民主存在与发展的绝对律令。在这种假象的遮蔽下，民主被抽象为一套制度体系和基本原则，国家的发展与民主制度、民主原则的设计直接挂钩，进而形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的错觉：将“抽象的——孤立的——人的个体”认定为民主的绝对真理、逻辑前提或逻辑基点，忽视了人民对民主制度的本质规定性。

中国式现代化植根中华文明沃土的本质，其传承的“民为邦本”基因与全过程人民民主高度契合。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让现代化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这充分凸显了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价值取向。全过程人民民主突破了西方自由主义民主将个体原子化、权利抽象化的理论局限，构建起以人民至上为核心的新型民主价值体系。此民主观与西式民主观抽象化的原子化个人相颉颃，旗帜鲜明地突出人民性立场，其所强调的人民，既是有着自由个性的个体，也是整体意义上的实体即人民群众。人民实体是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基础、是国家权力的享用者和行使者，由绝大多数具有公民身份的民众组成，且这种组成不是随意、散漫的，而是依靠党的组织网络高度组织化的。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在吸收马克思主义民主观关于“现实的人”理论的基础上，彻底摆脱了资本对民主的绑架，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将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作为其终极价值诉求，形成了符合中国民主发展实际的理论，实现了理论逻辑的前提性创新和溶涵性发展。具而言之，一是从人民主权出发，在法治保障下实现了人民与国家之间的平衡，为人的现代化的实现提供了根本保障；二是从人民作主出发，“保证人民始终是国家的主人、社会的主人、自己命运的主人”，实现了民主主体之间最彻底的平等，为人的现代化的实现创设了先决条件；三是从人民参与出发，依靠完整的制度程序和参与实践，为人的现代化锻造了主体性能力素质。

（二）制度形态的突破：从单一选举到系统集成的架构创新

在民主发展史上，制度安排是民主观外显与保障的关键载体。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之所以具备强大竞争力与旺盛生命力，核心在于实现了制度形态的突破性创新，它从西式民主侧重的单一选举，迈向系统集成的制度架构，形成了坚实的现实保障体系。

西式民主观将民主制度与政府视为“必要的恶”，其制度设计聚焦于单一选举环节，把选举当作民主的核心甚至全部，从而导致民主制度与“善治”严重分离。这种以单一选举为核心的制度形态，不仅难以覆盖民主运行的全流程，更使得人民监督公共权力沦为基于制度“原罪”推定的抽象检验，会轻而易举引发侵蚀制度认同的对抗性博弈，最终深陷民主形式化、碎片化的困境。

与之相反，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制度形态的根本性突破：不再局限于单一选举，而是以“系统集成”为核心构建民主制度架构，通过不断强化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让民主贯穿于公共政治生活与社会治理的各环节。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强调：“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确保国家机关依法行使权力、履行职责，确保人民群众民主权力、合法权益得到维护和实现。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发挥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加强各种协商渠道协同配合，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在这一制度框架下，人民监督公共权力摆脱了对抗性博弈的桎梏，成为基于制度共识的理性参与过程，更易在公共政治生活的理性辩论中凝聚民主共识，为民主与善治的价值融通、动态均衡开辟了弹性空间。

这一系统集成的制度架构，有着稳定的社会经济根基，即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全过程人民民主能够依托全方位的政治制度形成保障体系。这些制度并非孤立存在，而是构成了相互衔接、协同发力的“民主制度链”，它包括具有“主渠道和制度载体”作用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融含了与其共识性、高效能、系统性目标相匹配的新型政党制度，囊括了关涉基层群众自治和民族区域自治等内在自洽的制度机制，还涵括了人民政协制度和协商民主制度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汇聚力量、凝聚共识、协调关系的作用发挥。

正是基于这一系统集成的制度架构，让全过程人民民主突破了单一选举的局限，全方位嵌入人民群众政治生活与日常生活的全过程、各方面。人民意志不再仅通过选举环节体现，而是在决策、管理、监督等各阶段得到充分表达；人民权益不再依赖单一制度保障，而是依靠“民主制度链”实现全方位无死角的守护。这种制度形态的突破，有效激发了人民群众的主人翁意识与民主创造活力，最终转化为实质性的民主效能，彰显了从单一选举走向系统集成的制度架构创新的理论突破。

（三）实践范式的突破：从程序空转至绩效导向的效能革命

西式民主观将“选举”绝对化以虚化民主的其他形式，从而形而上学地将“民意”替换为了“选票”以“取得作决定的权力”，从而深深陷入“程序空转”的民主困境。这既在空间维度上容易导致极端民主化倾向和民粹主义思潮泛滥，从而为政治生活与国家秩序设定了隐性的发展上限；也在时间维度上呈现出“选举—休眠”的周期性特征，凸显了其民主参与的形式主义特征和不彻底性。总体而言，聚焦于“治人层面的精英选择”与“治事层面的政策竞争”的西式选举民主因精英之间的碰撞与交缠而与政策择优的轨道日臻背离。

与此相对，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以“绩效导向”为核心构建民主实践体系，实现了从“程序空转”到“效能革命”的实践范式突破。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涵构了五大民主环节，“任何一个环节都不具有与它本身的意义不同的意义”，其中民主选举主要解决“治人”层面的授权与择优问题，协商、决策、管理与监督则主要解决“治事”层面的秩序与规范，从而保证了民主主体全时段、最广泛地介入整体性民主政治进程。这种结构使民主主体能够全时段、最广泛地参与民主政治进程，避免程序断裂导致的“休眠期”，让民主始终服务于民众需求与国家发展的双重目标，从根源上杜绝“程序空转”。

因此，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形成了一整套兼顾民主程序与实质、稳定与活力的全链条民主实践体系，从而促进人民意志与国家发展政策方针同向同行。换言之，“全链条”的属性不单单指涉时间上的连续性，而且是关乎空间、程序和实践等方面的整全性理论表达，即独特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维系列场域的全方位以及对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的管理能够做到全覆盖，它打破了“民主＝选举”的分析范式和思维定式，实现了“协商共识逻辑”对“竞争对抗逻辑”的民主范式超越。各个环节之间既相互独立又有机衔接，形成闭环式的民主运行系统，使民主实践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持续释放政治活力，展现出强大的实践张力与理论突破。

三、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独特价值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全过程人民民主在理论上实现了全新突破，注定了其有着区别于别的民主形态不同的独特价值，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政治发展逻辑，立体化展示了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的独特价值意蕴。它是对马克思主义民主观的创新性发展和对当代西方自由主义民主观的超越，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凝聚磅礴力量，也为世界民主发展提供中国方案。

（一）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主观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对马克思主义民主观的创新发展。它立足中国实际，不仅从价值与理论的双重视域论证了民主“为了谁”和“是什么”的逻辑架构，而且从制度维度诠释了民主“制度结构与保障”的功能，还从实践维度阐释了民主“如何实现”的发展指向与图景，赋予马克思主义民主观新的时代内涵。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民主观与中国民主发展的具体实际、具体规律和文化传统相结合的历史产物。具体而言，一是在理论维度上，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将过程哲学嵌入马克思主义民主观，以“全过程”为话语限定词和理论创新点，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这一重大原创性理念。二是在价值维度上，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所强调的人民当家作主的价值指向与努力方向，“尊重人民主体地位，紧紧依靠人民，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并在此基础上将人民当家作主与国家意志统一起来，将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感所愿所盼溶涵至国家政策安排的顶层设计之中。另外，元哲学向度的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充分关注世界民主发展现状与危机，以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的形态创新凸显了此民主对人类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价值。三是在制度维度上，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形成了由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和具体政治制度组成的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和在宪法与法律保障下建构了良好的程序保障体系以保障制度运行，从而延伸了马克思主义民主观的制度设计与组织架构。四是在实践维度上，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全过程人民民主，由点到面地将民主延伸至各个环节并有机串联，由扁平到立体地将民主实践落到中央、地方与基层等实处，由单一到多样地实现了民主实现方式在法律、管理、应用、监督和主体扩展等方面的多层次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说，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独特价值，以马克思主义民主观为线索实现了民主的时代化和时代的民主化的理论互释和价值互构，是“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民主观”。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以理论、价值、制度与实践的多维创新，完成了对马克思主义民主观的时代化发展与具体化阐释。马克思主义民主观的核心要义在于确立人民的主体地位与解放维度，而全过程人民民主立足中国14亿人口规模的现代化实践，将这一核心要义转化为可操作、可感知的民主形态。

（二）超越了西方自由主义民主观

不同生成理路的民主观基本上形成了实践效能的差异化表现。不可否认，西方自由主义民主观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的确代表了民主现代化发展的进步方向，但由于其在长期的发展中所展现出的故步自封和虚伪性、虚幻性等特征，从而颠倒了民主程序与实质，颠倒了民主的善治目标与制衡属性的权重关系，进而导致了民主与治理的对立与分殊，形成了政治对立与治理绩效下降的恶性循环。其必然结果，就是“以其自己的方法巩固资本主义而侵蚀民主”。由此，其民主观的“阿喀琉斯之踵”是国家发展的治理理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理性之间的矛盾。换句话说，是由于西方国家的政党对抗导致政党权威不足，无法实现整体意义上的社会整合，亦无法应对民众政治参与的无序状态，从而引发一系列民粹主义泛滥、民主失序等政治衰败现象，增加了西式民主观的不可预期因素。具体表现为：消解民主的共识性意韵、涤荡民主的参与性旨趣、消弭民主的平等性意涵。

而扎根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则有效回应了这一“西方民主观之殇”，它通过党的权威主导有效进行社会动员、凝聚共识，优化民主参与，以其行为世范力、思想引领力和组织凝聚力保证社会稳定和民主政治秩序建构。“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对西式民主观“国家—社会”二元分析范式的超越，搭建了“政党—国家—社会”的分析范式或分析框架。这一分析范式或分析框架有效契合了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共产党领导—新型国家创建—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发展逻辑，同时昭彰了中国共产党在价值观念整合与社会共识凝聚过程中的政治权威价值。总之，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独特价值主观摒弃了西方自由主义民主观的价值弊端，从根本上实现了对当代西方自由主义民主观的超越，推动着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全过程人民民主以其独特的生成逻辑与实践效能，从根本上超越了西方自由主义民主观的内在局限与价值困境。西方自由主义民主观以资本逻辑为核心，将民主抽象为“个体权利的契约化表达”，其制度设计聚焦于选举环节的权力制衡，却陷入了“程序至上”与“实质空转”的悖论。换言之，选举中的“选票民主”无法转化为治理中的“民生民主”，政党对抗取代了社会共识，资本干预扭曲了民主本质，最终导致民主与治理的脱节、政治两极化与社会撕裂等系统性危机。而全过程人民民主扎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土壤，构建起政党、国家、社会三者的协同治理框架，彻底摆脱了西方国家和社会二元对立的分析范式。这种民主以“人民至上”替代了西方自由主义民主的“资本至上”，民主的出发点与落脚点是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而非维护少数群体的特权，从根本上解决了西方民主中“民主主体的狭隘性”与“利益分配的不平等性”问题。因此，全过程人民民主对西方自由主义民主观的超越并非简单的制度替代，而是基于不同文明根基与发展阶段的民主形态升级，它摒弃了西方民主将“自由”与“平等”对立、“程序”与“实质”割裂的思维定式，实现了民主价值与治理效能的有机统一，为人类民主发展提供了更加科学合理的民主实践范式。

（三）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凝聚力量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全过程人民民主发挥着凝聚力量的关键作用。通过民主参与，充分统合社会智识，让14亿多中国人民成为民主主体，谋求人民意志最大公约数，实现人民大团结。列宁将民主（观）视为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前置性必要条件，指出：“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民主观有着体现人民集体意志、回应人民基本诉求的现实禀赋，进而在人民的民主自觉中实现现代化发展的制治互洽。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种跃升和赶超式的现代化，昭显着浓郁的效率诉求、效能评价和问题导向，从而实现了民主观在良政善治的追诉之中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凸显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绩效。具体而言，一是人民共识凝聚是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促进现代化建设的主体价值依托。人民群众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参与主体，可以充分发挥自主性和创造性参与到现代化建设之中。这也就意味着民主的所有环节和要素更加立体丰盈，从而促进党中央自上而下地吸纳群众智慧和意见，形成体现人民意志的国家决策和法律法规。二是人民监督权力是全过程人民民主促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体现。权力主体的私欲性缺陷与公正性价值诉求之间存在永恒的矛盾张力。通过一定的民主监督克服私欲性缺陷以维护权力的公正性，是民主滥觞以来的效能体现之一。新时代以来，我国逐渐建立起了党和国家监督制度体系，人民监督权力融入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各个环节和要素，自下而上地实现对公权力的约束与矫正，规定公权力行使的合理边界，防止权力异化，从而实现人民监督权力与民主现代化建设绩效的统一。三是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促进现代化建设的法治保障。在我国，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普法等全面依法治国的各个环节都体现着此独特民主观的价值导向。在立法工作格局和法律体系不断完善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将权力运行纳入法治轨道，以善治为导向，促进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在践履过程中决策、执行和监督的连贯性、协调性，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激发出更好的民主绩效、更高的民主兑现率和获得感”。

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通过激活人民主体意识、整合社会多元力量、规范权力运行逻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凝聚起磅礴的实践合力。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其复杂性、艰巨性远超以往任何现代化模式，亟需强大的社会共识与行动协同作为支撑。全过程人民民主通过广泛的民主参与，让14亿多中国人民成为现代化建设的参与者、决策者与受益者，能够参与顶层设计，即通过民主协商吸纳社会各界的意见建议，使国家发展规划充分反映人民意愿，确保现代化建设的方向与人民需求高度契合。

（四）为世界民主发展提供中国方案

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其现代化和民主发展的先发优势而将民主现代化叙事普遍化，促进后发现代化国家遵循“现代化＝西方化”的模式和迷思设定民主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但这并不意味着自由主义民主是世界各国民主现代化发展的唯一可行的方案。习近平总书记深谙民主发展形态与方式的多样化规律，积极回应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的共同愿望和普遍问题，强调“实现民主有多种方式，不可能千篇一律”，从而启发人类在追求多元化民主的时代重新审思“何谓民主”这一民主元问题，勇于刷新民主范式转型所谓的“定理式常识”，进而摆脱西方国家设定的“民主化”发展魔咒，夺回其应有的民主解释权和现代化发展权。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有着独特本土根基与实践成效，也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国家界限和意识形态分歧，为人类社会谋求民主现代化变革提供一种“新的选择”，即新的民主样态、价值范式和实践模式。它无意于建构一种普世价值主张下民主发展的“测量样本”和普遍通则，而是赋予世界各国以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总体性民主启发下合理的探索空间；不是人类民主政治发展的价值规定性，而是以价值引领的方式展现民主政治发展的具体形态。因此，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与实践的双重维度上顺应时代呼唤和各国民主需求，即在理论上凝练以马克思主义民主观为理论支撑的“抽象思维中的认识论意义上的民主”，也要勇于揭露与批判以“普世价值”为核心话术的西式民主观的沉疴痼疾，以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具象化表达和具体化实践路径为全人类提供一把破解民主衰退与治理衰败困境以重塑世界民主发展格局的钥匙。

全过程人民民主以其鲜明的本土特色与普遍的世界意义，为人类民主发展提供了全新的价值范式与实践路径，打破了西方自由主义民主的单一标尺评判准则。长期以来，西方凭借其现代化的先发优势，将自身民主模式包装为“民主的唯一标准”，通过意识形态输出、颜色革命等方式强制推广，导致有的发展中国家陷入“民主陷阱”，甚至有个别国家沦为西方的附庸，丧失发展自主权。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表明，民主的实现形式是多样的，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板”，民主的评价标准不应是“是否符合西方模式”，而应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由这个国家的人民来评判，而不应该由外部少数人指手画脚来评判”。这一民主形态既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为邦本”“和合共生”理念，又吸收了马克思主义民主观的精髓，更立足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实践，形成了价值引领、制度保障、实践创新三者协同发展的完整体系。全过程人民民主摒弃西方民主的“霸权逻辑”与“对抗思维”，构建系统集成的民主制度链。因此，全过程人民民主为发展中国家的民主探索提供了有益借鉴，为全世界民主治理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四、结语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国情在长期探索国家治理现代化道路中，形成的具有鲜明原创性的民主理论与实践形态。这一民主形态深度契合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与发展特征，在价值内核、制度架构与实践路径上实现了对传统民主范式的突破性重构，充分彰显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极大丰富了人类政治文明的多元谱系。全过程人民民主以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实践为依托，塑造了涵盖规模适配、共同富裕导向、双文明协同、生态友好与和平导向的多维民主观，在文明根基上完成了从资本逻辑主导到人民至上的价值转向，在制度形态上实现了从单一选举依赖到系统集成保障的架构创新，在实践范式上达成了从程序空转困境到绩效导向的效能革新，为马克思主义民主观的时代化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始终以马克思主义民主观的本质内核为根本遵循，通过价值引领、制度保障与实践创新的三者有机统一，进而有效破解了西方自由主义民主的形式化困境与民主治理悖论，充分彰显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显著优越性。此民主形式进一步通过凝聚多元社会主体的价值共识、激活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参与活力、强化对公共权力的全过程监督以及夯实民主运行的法治根基等多重路径，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蓬勃发展注入内生动力，从而实现了民主价值与治理效能之间的辩证统一与良性互动。

综上所述，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了“人民至上”的价值灵魂和“系统集成”的实践导向，全过程人民民主正是这一价值灵魂和实践导向的政治载体。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新征程中，深入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但能够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根基，而且可以为人类文明新形态书写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