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7日下午，由云南艺术学院承办的国家艺术基金2025年度艺术人才培养资助项目“西部地区民族音乐理论评论人才培训”，邀请到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原院长、博士生导师包爱军教授讲授了《传统音乐研究创论法》。包爱军教授从“创论”的概念内涵切入，系统阐述了自身学术研究的方法论体系与人才培养的实践经验，进而引申出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音乐的理论构建与现实意义的思考，其富有洞见的学术分享为在场学员带来了深刻启发。
讲座伊始，包爱军教授指出当下传统音乐领域中存在的研究方向模糊问题。他强调，产生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研究者缺乏明确的问题意识和清晰的研究目标，由此导致理论创新乏力。包教授认为，音乐研究者应该超越表层的田野观赏的感性认识，加强自身对观照对象的理性分析、理性判断、理性创论，进而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并由此引出对于“创论”一词的深入阐释。
首先，从概念层面而言，“创论”即理论的创新与创造。真正的学术研究应当致力于不断创论，而非简单重复或描述，可以说没有“创论”的研究难以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学术探索。
其次，从实践层面来看，“创论”体现为发现、探索和构建新理论的过程。包教授以“中国传统音乐丰富多样”这一常见表述为例指出，“多”指的是形式，而究其内涵的挖掘与自身理论化阐释则明显不足。
再者，与“创论”相关的关键元素包括材料、问题和本体。其中，问题是最关键的元素，他以黄翔鹏的“同均三宫”理论、沈洽的“音腔论”为例，说明重大理论创新往往都基于关键问题的发现。明确问题后，理论构建便可以从概念、范畴、定义与阐释、分类四个方面寻找“创论”的突破点。包教授特别强调，“分类”是最让人受益匪浅的一点，这不仅是一种研究方法，更是人类的终极认知。
最后，包爱军教授就“如何实践创论”提出了两个重要路径。一是发现理论，即在学术观照对象中寻找“问题”、制造“问题”，通过“无中生有”的探索精神，将假设转化为经得起检验的理论；二是设计理论，从观照现象的理性认知出发，通过系统分类与深入阐释，构建自成知识体系和自洽系统。
第一，“被动”开启：不是“研究”的研究
包爱军教授的学术探索始于对古代音乐的浓厚兴趣。在早期研究中，包教授对嵇康《声无哀乐论》与荀子“乐论”思想的深入思考，促使他在硕士期间完成了《荀况论声乐与礼仪、天道的关系》一文（参见《厦门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这一阶段的研究展现了包教授敏锐的学术嗅觉和问题意识。
第二， 主动问答：端倪初见
随着研究的深入，包教授逐渐形成了主动发现和建构问题的能力，并撰写了《蒙古音乐术语urtu_in_daguu(乌尔汀哆)辨释》（参见《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8年第3期），之后又尝试用比较研究的方式关联两个“问题”，撰写的《蒙古博教幸存缘由考释》（参见《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一文解决了科尔沁蒙古博幸存缘由考究的问题。在此阶段，包教授深刻体会到重要意识与行为在于编创概念。
第三，认识论与方法论的作用
讲座中，包爱军教授讲述了自己博士论文《蒙古族佛教音乐文化的多元性》（参见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年6月版）中“蒙古佛教音乐”概念范畴的构建过程。他先尝试运用“梳理质点组合状态和组合关系”研究理念与“探究质点间内在联系和必然规律”研究理念，最终创新性地提出“质点扩散性文化观照法”这一研究方法论。该方法论的核心要以在于，观察者的认识是通过所谓的中心质点不断地向外探寻与其存有连带关系的质点，然后分辨这些质点与中心质点的亲疏性，即以文化系统中某一质点为基点，逐步逐层梳理它与其他文化质点间亲疏关系的文化关照方法、研究方法。
包教授还特别之处，在当前多元混杂的田野工作环境中，研究者如果不坚持研究立场就容易出现“事与愿违”的研究结果。而此方法论的提出，有助于观察者转换研究理念，创新研究方法，创建新理论、新范式。
第四，创论之道：深些、广些、精些
包爱军教授详细讲述了其自身学术历程中理论创新的完整路径，从“中国少数民族传统音乐”的个案研究出发，逐步拓展至“少数民族音乐学”的学科体系建构，再到“宗教与祭祀音乐”的认知，提出“中国宗教音乐学”的新范畴探索，最后上升至“中华民族共同体音乐”的理论体系构建，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自主知识体系。包教授通过展示其本人及研究团队的系列成果，清晰呈现了“创论”思维的形成过程，让在场学员充分了解这种方法的科学性与“创论”的必要性。
包爱军教授对于这一领域的思考缘于习近平总书记《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该讲话于2023年6月零点在新华网发布，后于同年8月31日在《求是》发表。讲话深刻指出：“在实践中，我们不断深化对文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这为新时代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其中蕴含着五组核心概念需要深入理解。
第一，现代化与中国式现代化。《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现代化是一个与现时代直接相关的范畴，是一个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整体过度的过程，涵盖了人的所有领域；中国式现代化生成于中华文明这片文化沃土，有着数千年历史沉淀的丰厚的文化资源，其特征在于通过“两个结合”产生的“化学反应”。
第二，文化形态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文化”为所指物，“文化形态”为具体文化的表现、载体和具象存在。文化形态是社会形态的文化维度，并且文化形态是从具体的文化中引申而来，是文化的内容要素和形式结构的统一。“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并非只是抽象的“框架”或“概念”，本质上是一种反映现代社会形态和现代化要求的新文化。
第三，“两个结合”及“第二个结合”。“结合”是化学反应，必须产生创造性转化，正如《白毛女》《黄河协奏曲》《党的女儿》等经典作品所展现的那般。“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充分运用文化宝贵资源，探索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表明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
第四，新文化形态。首先，“新文化形态”是反映着现代社会形态和现代化要求的新文化；其次，“新”在于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文化；第三，建构这种新文化的机制，就是“两个结合”，在于鲜明的时代性、突出的民族性与不懈的持续性。
第五，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学。中央民族大学已设立中华民族共同体学这一交叉学科，作为一个学科建设方向，中华民族共同体音乐是在中华民族形成发展过程中各民族音乐共同共意创造的音乐新形态、新特征和新能量，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及其外显特质与独特标识，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明确的使命性。“中华民族共同体音乐”的内涵虽然涵盖了56个民族的音乐元素，但它并非仅仅是各个民族音乐的简单相加，而是经历史沿革而成型的已被视为一个多元性共同体的音乐新形式、新功能和新特征。
包教授在讲座最后强调，这种交融共生的共同体音乐文化，极大地丰富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和内涵，增强了文化自信。它不仅促进了各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还成功地塑造了具有文化标志性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共享文化符号和形象。
文字：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孙晓烨
图片：赵允禄 武鹏飞 常玉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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